本论文以大规模高利害考试对考生的影响，即考试后效为研究对象，在探究考试后效研究之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对古代科举、当今高考、美国高校招生的考试后效进行探讨。　　通过对科举考试后效的初步研究，发现科举考试的利害分布从分散的状态逐步走向高度集中。高利害的科举考试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促学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选拔人才的工具，科举制度一方面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为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古代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的突破口，是帝制时代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原因。当然，利害性极高的科举考试也导致了一系列负面的考试后效。比如古代读书人的片面发展，精神压力极大，压抑个性，作弊现象严重等。　　通过对美国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制度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以及对其所涉及的大考考试后效的初步调查发现，美国高校招生综合评价的核心是对考生品行的评价，对品行的主观评价分散了大考的利害。在综合评价的引导下，学生们无法过度应试，无法忽视品德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普遍呈现较为全面和富有个性的发展状态。而这种作用正是中国高考所欠缺的。　　通过对中国高考考试后效的调查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之后，随着高考收益降低，社会流动渠道走向多元，高考的利害程度有所降低，但利害的分布仍集中于考试所能检测的指标，未能将品行的评判有效地纳入评价体系中。学生过度应试，片面发展，精神压力过大，心理高度焦虑等是高考主要的负面考试后效。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思考。　　首先，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决定了大考所面临的利害程度。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大考的负面考试后效越显著。　　其次，大考负面考试后效的减轻需要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分散利害。综合评价体系的关键是对品行的评判。品行的有效评判需要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以维护公民权利为核心宗旨的法治社会。　　第三，上述两个层面的思考都是长期且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大考问题的根源。从短期上来看，缓解大考负面考试后效可以对影响考生心理和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直接干预。如，增加考试次数以减小考生的心理压力，提高试卷科学性，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落实，家长教育观念的引导，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