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苏州汪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苏州汪氏的世系源流，梳理各支派系自明清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而尝试将其与苏州地方社会联系起来，探讨国家与家族的关系，家族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以及居于国家、地方之间的家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理清这些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转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汪氏作为徽州第一大姓，自唐代伊始，该家族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禀赋徽人多外出经商的传统，因商而迁徙各地，而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则是他们迁徙的重要方向。自明末清初以来，以石塘桥汪氏、吴趋汪氏、钱塘寓苏汪氏、娄门汪氏、山塘汪氏、盘门梅家桥汪氏、东花桥巷汪氏等为代表的汪氏陆续因商由徽迁吴，定居苏州后，其业无所不居，在苏州各行各业中均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多年发展，成为苏州商界一大劲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他们纷纷建立宗族组织，修建祠堂，修族谱，设义庄，不惜重金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各支汪氏在科举上也取得巨大成功，实现了“贾与儒”的迭相为用。而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那些汪氏士人，多能书善文者，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吴中四汪”、“盘溪才子”、“娄门二汪”、“翁门六子之首”、“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章门四子之一”等众多名士，也不乏对书法、诗文、书画、碑版、收藏等有深厚研究者，也正是他们这些人提升了汪氏家族整体的文化素养，积淀和形成了“尚文崇儒”的家学传统，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对于一个客居异地的家族来说，要想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获得移居地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受到各方面的社会压力，苏州汪氏面对这些压力，他们一方面利用婚姻圈，积极主动攀附苏州当地著姓望族，以求迅速完成其土著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扩大交游圈，建立交游网络，以保持和提升家族的社会影响。从实际效果来看，苏州汪氏是成功的，各支汪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成为吴门望族。然而，传统社会中家族组织的发展也逃脱不了周期性的社会动乱的影响，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汪氏家族的打击是无疑的，但家族组织作为传统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适应力，它能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作出适应性地调整。汪氏在战后不久便成功地重建了宗族组织，在商业上也逐步得到恢复，重现了家族的活力。但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涌入，汪氏这些商人举步维艰，不得不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汪氏虽然遭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打击，但他们并非坐以待毙，特别是那些拥有功名的士绅，积极参与到和太平军的殊死搏斗之中，为清王朝成功扑灭这场灾难起到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肩负了重建战后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为战后恢复民众对地方社会领导权力的认同起到重要作用。在清末的地方自治的浪潮中，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如参与苏州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苏州市民公社、苏州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其他政治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塘寓苏汪氏的汪鸣銮、娄门汪氏的汪凤瀛、汪荣宝、汪东宝等其活动对晚清民初的政局具有深远影响。尽管传统家族组织不断受到外来因子的冲击，但他们仍以其灵活的“应变力”对自身加以改造，不断地纳入现代因素，逐步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实际上，苏州汪氏的这种转变在太平天国战乱后的不久就已经发生，到了清末及民国年间，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汪氏家族组织的近代化趋势更为明显了。一方面表现在：汪氏商人组织由会馆、公所到商会的近代转型，而在抗战前夕又出现了血缘化的回归；其在商业经营方面，与洋商资本缠联，出现买办化趋势，并尝试向新式行业投资，汪氏所从事的传统金融业也向近代银行演变。尽管他们有意识地向近代迈进，但由传统商人而衍变的新兴阶层，因袭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在新旧杂糅的矛盾中艰难地生长，无法摆脱自身所禀赋的局限，而处于尴尬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面，清末科举制度废除，汪氏家族中的士绅们也实现自身的蜕变，一部分人向新式商人转化，一部分人学习新知成为地方新政办理人，一部分人向报人等自由职业者转化，一部分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型，而汪氏的这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当中许多都从事教育事业，成为清末民国年间苏州汪氏家族发展的一大亮点，其中突出有汪德章、汪凤瀛、汪家玉、汪懋祖等。正是汪氏家族向教育转向的传统造就了一大批新中国新式教育体制下的院士、工程师、教授及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