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渐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趋势。而发达国家多数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也逐步取代制造业发展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创新源泉。我国自“十一五”规划后也明确提出重点发展“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并得到快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仍存在发展速度较缓慢、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以及区域间发展差异大等问题。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的空间集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生产性服务业也是如此。本文利用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实证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以及集聚影响因子，以期形成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格局和集聚状况的整体认识，为生产性服务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提供更科学的度量方法，为我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技术参考和政策建议，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向和布局的确定以及政策的制定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近年来，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更快。其中租赁业、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最快，近几年非常火热的房地产业紧随其后位列第三，而相对传统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发展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但如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一样，生产性服务业在全国各省区的分布和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区域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比较发达的省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主要有北京、山东、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市，而就业人数最少的几个省区基本分布在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有藏、青、宁和甘等省区，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处在东西部中间，整体发展水平较为均衡。从全国来看，呈现出东、中、西梯次递减的“半环状”的发展格局，而且从发展速度的比较发现，这种差距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从全域和局域的角度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集聚进行实证分析。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体上存在显著性的地理集聚，具体到不同的行业其集聚状态和异常值分布也有所不同。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地理集聚现象，HH聚类的省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空间上的邻近性和带动作用促进了邻近省区的共同发展，并存在明显的“循环积累效应”；LL聚类省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的中部和西部，省区间缺乏强有力的“增长极”的带动，长期保持低水平空间集聚状态，形成整体衰落的现状；而表现为HL和LH异常值的省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华南地区，该区域中各省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个省区表现为个体增长或衰落的发展现状，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市（LH）和广东省（HL）。房地产业在2008年和2011年存在明显的地理集聚现象，HH聚类省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和华东，LL聚类省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而HL和LH聚类的省区分布零散，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华南地区，在局域上形成了个体增长或衰落的发展现状，具有代表性的分别是天津市（LH）和广东省（HL）。信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三类行业不存在地理集聚现象，一是因为很多细分行业的服务对象是大众，一般有人口居住的地方就有该服务行业，如电信、广播电视传输服务等；二是因为部分行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多由政府按照公平原则而非市场原则进行区域规划而分布，而且在这类行业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占多数，这些企事业单位更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非完全以追求利益为目标，如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公共设施管理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城市化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等六个角度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呈正相关作用，影响力较大的省份就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和东南部，而西部各省区的回归系数上升幅度相对较小，甚至出现了负值；创新能力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贡献为正，但其变化趋势是先升后降，降幅较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发展受城市化水平因素的影响变化程度很大，由2005年和2008年的负相关转变为2011年的正相关，存在“城市最优规模”的问题；工业发展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为正，高值区存在由东向西转移的趋势；对外开放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呈明显的负相关性，我国并没有完全放开外资企业进入生产性服务行业的限制，外商大多投资在制造业方面，外商投资总额的增长并未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市场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值为正，且有增强的趋势，高值主要分布的东部和中部。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分布、集聚状况以及其空间差异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更加科学得认识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对我国更加科学合理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我国实现由“工业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