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库切来说,小说是各种话语竞争的场所,而不是某种支配叙事的程式性展开。他关注历史和现实被话语建构的特征,但是他不认为存在着一种可以不经受检验和质询的话语,不管是历史(话语)还是文学批评,都可能滋生一种权力体系,制约作家的反思能力和创作自由。他的小说探讨的是可然世界,在他看来,世界只能理解为可然的状态,真实只是可能的真实,历史也是可然的历史。只有挖掘那些潜藏的、压抑的可能性,才能恢复真实的多样性地图。库切采用的是一种施为性的虚构,他常常在小说中建构其他类型的话语世界,如历史叙述、第一人称的忏悔式写作等,并以此为中介来揭示权威话语的机制和内在盲点,从而展示自由表达的可能空间。他将历史的意识形态结构作为小说自由创作的对立面,并通过文本的互文关系来探讨历史和现实主义小说分享的一种叙事模式,即对真实再现的追求中包含的遮蔽与排除机制,并通过语言学的透镜来审视人物构建的自我神话和民族-国家神话。他还将文学批评中的自我意识戏拟为小说人物的忏悔式写作,从而揭示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维度这一问题。他的小说由此也获得一种理论性的功能。总之,库切深入到与文本互动的现实、历史乃至其他文本的网络之中,为小说编织一种能产的话语情境,并通过施为性的虚构行为来使主题中立化,从而使小说与南非的历史、现实以及学术界的批评保持了一种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