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凯恩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以来,公共投资已经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公共投资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持不同看法。其中,凯恩斯在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同时,强调了资本(物质资本)形成以及公共投资的重要性,但凯恩斯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识不是一种理论论证结论,而只是一个实际判断。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在对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进行扩展之后,却从另外一个实际判断的角度,说明了在调节需求总量方面,公共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不如消费性财政支出政策。其主要理由是政府公共工程投资时滞长,效率低。实际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以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否定了凯恩斯的判断,并促使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选择了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实际经济运行存在这样的现象,消减形成资本方面的开支比消减消费性开支更容易。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和改革后我国的经济实践都证明了政府支出中消减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开支和科研支出比消减消费性公共支出更容易。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验证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地区发展、私人投资的重要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地区协调发展的机制,制定经济政策时将无法避免短视行为,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将不能得到有效地运用。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公共投资的效应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公共投资、公共支出、政府支出等的研究多是侧重于研究其对经济增长或地区产出的效应,而对于公共投资的其他效应,如供给效应、汲水效应、社会福利效应等的研究比较少,没有文献对公共投资的效应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些文献中,我国学者关于公共投资的研究多是侧重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而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学者,多是侧重研究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即公共投资对经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而对公共投资的其他效应,尤其是供给效应研究得很少。而国外的学者多是从经验的角度,运用计量、协整、VAR等研究方法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私人投资的效应问题,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因此,结合西方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对我国政府的公共投资效应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有必要的。在研究中,本文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以定量分析为主。在运用数量模型进行说明的同时,本文还运用回归分析、协整分析、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计量分析方法对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供给效应、汲水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进行定量测算。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与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及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介绍公共投资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在对公共投资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与公共投资相关的理论,以为后面公共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探讨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本章在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法、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法对我国1990年以来公共投资总量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验证我国公共投资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运用Panel Data分析法检验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量规模上,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0.53)大于私人投资(0.18)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1998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公共投资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公共投资结构上,当期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科研投资、国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均为正。其中,教育和研发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的影响较大,回归系数分别为0.649、0.455和0.382,国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较小,回归系数仅为0.18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公共投资的结构变量均对GDP产生明显的正向冲击,但时滞不同,影响持续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其中,公共服务投资正效应基本上在1年后达到最大,经过2年后影响效应则基本消失;教育、研发投资和国防支出分别在3年和2年后达到效应最大,且其正效应大约要在3到4年后渐渐消失;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经过6年才能产生正向效应,但它的影响效应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方差分析表明,以公共投资每一个结构变量为因变量的方程都能够对GDP的长期增长做出明确的解释。在投资区域方面,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区域的公共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别,其中西部区域的公共投资效应(0.129)明显低于东部(0.349)和中部区域(0.354)。第四章主要在阐述公共投资供给效应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公共投资的总量供给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表明,不论我们采用线性模型还是对数模型,采用OLS还是TSLS方法,我们都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即公共投资具有显著的供给效应。但,通过对决定公共投资相对供给效应的主要因素:公共投资供给量和公共投资的资本产出效率的分析表明,尽管1990-2004年间公共投资相对供给平均增长率为17.11%,但我国公共投资的相对供给增长能力从总体上来说是逐年下降;同时公共投资各个组成行业的投资产值结构比表明,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其次为对公共服务的投资,而对教育和科研等的投资力度最小。第五章主要对我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私人投资的具体效应进行论述和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投资率与私人投资率之间高度相关(r=0.802),且公共投资率是私人投资率的单向Granger原因,即相对于GDP来说,公共投资的变动会引起私人投资的变动,但私人投资的变动不会引起公共投资的变动。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线性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公共投资率每变动一个单位,私人投资率则增加0.707个单位。除国防支出外,公共投资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资本存量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收益率,从而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研发投资所形成的存量每增长1%,则私人资本的收益率分别增长0.175%、0.392%、0.230%。而国防支出不论是当年的流量还是存量对私人投资的汲水效应均不明显。第六章主要对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文化广播和国防等领域公共投资的分析,以判断我国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并着重分析了公共投资的教育效应和就业效应。分析表明,公共投资在不同领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也不尽相同;尽管教育公共投资的力度在逐年加大,但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投资水平是偏低的,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3.26%);增加公共投资能够带来就业增长,但其影响存在时效性,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会衰退。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论述了制约公共投资效应的因素和提高公共投资效应的途径。在这两章中,首先描述了公共投资效应的现状,然后对影响公共投资效应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我国公共投资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从公共投资的范围、公共投资的规模、公共投资的结构以及公共投资的方式、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提出解决我国公共投资效应问题的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