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20世纪以来，这一文学母题成为主潮。但由于理论成见，以往的研究多从题材这一视角来挖掘文学中乡土的内蕴，限制了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而“乡土想像”的提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把乡土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从历史语境与文学运行机制这一视域着眼，揭示出了乡土想像的现代性症候，从而提升了对这一文学话题的认识。通过对乡土想像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当西方裹挟着现代文明侵入到积弱积贫的中国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而富国强民这一问题。而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必然投射到文学中来。中国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乡土性的国家，所以，乡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点和实验场。这样，20世纪以来文学中的乡土想像，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知识分子通过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而巨大的变化这一叙事、抒写，表现他们对现代性的诉求与反思的双重心态，也突显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乡土想像是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实践来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因此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概念是乡土想像的一种命名方式，但这种命名侧重于题材式的解读，不能很好地揭示文学对于乡土的观照实质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这一事实。用“乡土想像”这一概念的意图在于，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乡土就是实在性与虚构性相统一的文学母题。因此，对于乡土想像的理解，只能用“症候阅读”的方法，才能把蕴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性解读出来，才能把乡土与现代性的关系揭示出来。而乡土想像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以来文学形态的主潮，与20世纪中国不断追求现代化目标的文学运行机制有关。乡土想像的文化机制，是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性的历史机缘下激发出来的对乡土的依恋、补赎心理；乡土想像的生发机制，来源于现代性生活、现代性审美心理、以及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这导致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乡土，聚焦于乡土的变革。乡土想像的功利机制，是在“劳工神圣”、“平民主义”思潮的涌动、乡土改良实践的践行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自觉以乡土为表现对象，从而实现改造民族国家这一愿望。在20世纪以来的乡土想像中，启蒙、革命、历史成为最重要的表征。现代性肇始于启蒙，乡土想像在对启蒙的肯定与质疑中，表现了对现代性的诉求与反思。中国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激进的现代性实现途径与手段，乡土想像由此表现了革命的激荡，而在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消隐也暗含了革命对现代性的某种阻碍这一含蕴。现代性的历史观是直线式的，乡土想像一度响应了这种直线历史观，但在后现代语境下，出于对现代性未来的担忧，又重新返回到一种循环史观。这种启蒙、革命、历史观的二律悖反式的历史语境与文学运行机制，表明了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张力，揭示了现代性在中国的艰难进程。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民族性，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衍生物。尤其在中国，现代性与民族性互为表里，民族性在现代性进程中不断被强化。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民族国家问题总是伴随而来，由此，民族国家想像占据了乡土想像很大份量，形成了一种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中的“寻根”表达，是对民族精神的寻觅，其中的乡土俚语，是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同，民族寓言中的乡土成为反抗西方的最后一个堡垒。这种民族国家想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比西方知识分子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焦虑。中国的现代性是在极其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很不平衡。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现象同时出现。这样一来，面对乡土，一种张力性的想像就产生了。由于现代性的“祛魅”导致了对乡土的破坏，重拾乡土神性的“返魅”世界就被试图重建起来。现代性的诱惑使人们逃离乡土，现代性的打压又使人们回归乡土，而乡土的异化，使得人们只能再次逃离，这种逃离与回归的冲突成为乡土想像这一时代重要的主题。而在新的带有某种后现代意味的运行机制下，一些新的乡土想像方式也出现了，比如解构宏大叙事，比如建构乡土“小历史”，比如塑造一种生态性的乡土世界，等等。这表明，中国的现代性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对于现代性的思考还在不断深入，乡土想像的形态和内涵还会更加多样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