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支撑。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必须完善国防工业产业组织基础,优化国防工业市场结构,以确定最优市场集中度为重点。这既是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提高国防实力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理论课题。基于此,论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国防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围绕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及优化这个主题,对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与估算、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及启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对策措施等进行深入探讨。首先,对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现状进行研究。通过综合运用绝对集中度与相对集中度的测度手段,对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资本、销售以及利润集中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集中度不高,属于低、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产业内不存在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大型企业,排名前几位企业的规模相近,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不明显,产业内不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然后,对影响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看,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主要受到市场需求、企业技术、市场进入壁垒、历史和政治因素、国际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本文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通过选择合理的指标数据,构建了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市场需求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较大的负相关关系,市场需求的增加会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阻碍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企业技术与市场集中度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大型军工企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未掌握核心科技;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集中度存在较大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航空工业自身的产业特点所决定。第三,在分析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并对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市场最优集中度进行了估算。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市场出清为标准,构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数理模型。模型表明,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不仅由我国国防支出需求函数、国防工业企业的需求与成本函数的参数决定,还受到上期国防支出、其他国家(地区)当期国防支出、当期实际国民收入和上期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并以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数理模型为基础,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对其市场最优集中度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最优企业数量应少于现有企业数量,即市场最优集中度高于现在的市场集中度,说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结构优化必须首先提升其市场集中度。第四,对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与特征,发现美国国防部为使其国防工业在美国国防经费不断缩减的背景下,保持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与实现规模经济,不断推动军工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也随之不断提升,从而得出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改革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对策建议。在上文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增强大型军工企业实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转变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几个方面提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操作性与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论文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提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判断标准。论文以是否同时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市场出清为判断是否实现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标准,综合考虑了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国防工业的社会效益。二是构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与拟合得出的参数得到一个明确的最优企业数量的值,可以十分清晰地得到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具体数值。三是得到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精确数值。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较为精确地得到了其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具体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