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带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成就举世瞩目。由于其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存在继续扩张的可能性,加之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独特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复杂,对决策咨询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为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提高政府决策咨询的质量成为日益重要和紧迫的课题。目前,关于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研究成果不少,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本研究立足于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研究视角,以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制度经济学为学科基础,采取多学科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及现状,并对现行管理体制下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借鉴西方智库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创新及优化路径,并对未来管理体制的趋势进行了展望,以期对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完善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创新和优化必须建立在原有的历史沿革之上。因为政府决策咨询活动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行政现象,具有内生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与一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休戚相关。而且,政治制度下的一切产物都不会随着政体改变而消遁于无形。研究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历史进程,发现当前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发展的困境和管理体制的弊端都能从中找到影子,尤其是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有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鉴戒,有着较强的现实关怀意义。研究管理体制,了解其主体架构是分析的逻辑前提。本研究将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从整体上分为体制内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和体制外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两大类。体制内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包括党政机关(军委)内的各种研究机构、事业单位型决策咨询机构、高校附属型决策咨询机构和各协会、学会;体制外决策咨询机构主要是指民间决策咨询机构。本研究从机构性质、组织形态、经费来源、研究方向以及介入政策的不同模式等五个维度,对两大类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大小的生成根源。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与其存在怎样的关联?为此,本研究运用精英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相关理论分析了中国不同层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现状。首先,运用案例分析法对中央层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进行了解析;其次,在相关课题的支持下,对湖北省等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部分市级、县级政府机关及各事业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重点对省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进行了实证研究。量化统计、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央层级、省级、县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与行政级别呈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当地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发展水平呈正向关联;绩效评估体系、立法手段、决策咨询机构人员到政府部门挂职、政策建议获得应用的比例、日常经费数量等外部因素在影响省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发展方面存在一致性;由行政资源赋予的资源优势,即政府因素对省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当前省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研究成果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性,决策过程的责任追究制度没有建立,决策失误概率将会由此增加;省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行政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和创新精神;各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人员激励机制不健全等等。本研究还对省级与县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在研究经费、绩效评估体制的必要性与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人员学历高低的关联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由于起步早、年代久,发展成熟稳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的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政府从顶层制度层面保障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发展并为其搭建服务平台;依法进行行业管理,实行宽泛、灵活的内部管理体制;注重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鼓励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发展的国际化视野等。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了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管理体制优化的制度安排。即政府要对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封闭性进行改革,在管理体制上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提高决策服务的质量和创新性;在决策咨询机构的宏观管理上政府要强调服务职能,鼓励体制外和体制内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有序、差异化发展;合理构建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绩效评估体制;在经费投入、吸引人才上给予政策扶持,增强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活力。展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管理体制的创新趋势,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逐步摆脱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政府在纵深方面将重点支持和鼓励高端智库发展;政府在横向方面将引导智库之间的相互合作,从而做大智库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