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提出,发展乡村产业要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而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进行产业发展,其功能作用发挥对确定新型经营主体的模式提供了有力依据,也为后续红枣产业提质增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探讨以合作社为主体的不同经营模式的效率,对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二章主要介绍所运用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围绕南疆合作社发展历程、社带动红枣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介绍南疆红枣合作社典型经营模式案例,找出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第四章针对样本地区实地调研获取的302份有效问卷数据,结合投入产出理论对南疆红枣合作社不同经营模式的投入产出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比分析内部结构的差异;第五章运用技术效率理论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理论,采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测算合作社不同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并分析影响技术效率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如下:（1）合作社的价值优势、功能优势和制度优势分别在红枣的生产环节、管理环节和销售环节有部分体现,但在联农益农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合作社的政策从萌芽阶段到深化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制度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核心的政策规范,合作社的政策及制度均朝着成熟化的路线发展,为现代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南疆合作社的发展具有特殊性,是在国家政策基础上结合南疆地区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开展合作社经营活动,在发展增速中,组织类型多元化,呈现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经营模式,即能人牵头型、企业带动型和合作社联合型,分别在生产环节、管理环节和销售环节表现不同特征。（2）“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合作社联社+农户”三种经营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其主要特征、运营机制、优劣势等都有所不同。“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由本地的农民能人牵头,通过生产基地联结农户,业务类型以产销为主,优势在于经营获利能力较强,但难以发挥规模经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由企业牵头,合作社为联系纽带,农户为生产单位,进行产加销一体化生产经营,企业拥有较强的人力、财力、物力优势,合作社组织结构完善,但利益联结松散,受益者最大为企业。“合作社联社+农户”经营模式。由同服务区位联合,跨服务系统联合,进行订单式农业,这种模式利益联结紧密,壮大了生产经营和服务规模,但利益主体比较复杂,管理层薄弱。（3）南疆红枣合作社效率总体水平相对偏低,具有代表性的三类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也呈现差异。首先,110家合作社样本数据总体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8720、0.9188和0.9490,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规模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而造成技术效率水平低的原因是纯技术低效率。其次,48家能人牵头型合作社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8322、0.8919和0.9334。39家企业带动型合作社技术效率均值为0.9084,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475,规模效率均值为0.9583。23家合作社联社技术效率均值为0.8753,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170,规模效率均值为0.9552。比较来看,从高到低排序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联社+农户”＞“合作社+农户”,且造成技术效率水平低的原因均为纯技术低效率。最后,从规模报酬角度来看,因合作经营模式不同,规模报酬呈现的状态也不同,运行能力在现有合作社技术水平下都需进一步提升。（4）合作社规模等级、成员加入合作社动机以及政府支持程度、经营服务功能等是造成不同经营模式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因合作社经营模式不同,对合作社效率影响方向和程度也不同。但其中民主管理功能中的社员参与因素分别在5%和10%水平上对三种经营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合作社规模分别在5%、10%和1%水平上产生负向影响。说明三种经营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遇到如何平衡社员与合作社规模之间的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继续深化“龙头企业+合作联社+基地+农户”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对运行良好、效益突出、带动就业和增收强的合作社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与大力支持。规范合作社运行和管理,多形式激发农户参与合作社入股、参与经营的积极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