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中教什么、能教什么和应当教什么，当然也包括如何教，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关系到数百万儿童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希望、梦想和担忧。本文即是对这些关系到数百万儿童及家庭幸福与不幸的教育的综合性问题的探讨，问题的时空阈限是从1949年到现在，探讨本身则锁定在教育理想化问题上面。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存在严重的教育理想化问题。 教育理想化是一个将根据少数人的意志设计的教育理想绝对化和普遍化、并据此在现实生活之外给定一个完美的人格模式或笔者所称的“关系形式”、然后强制性地将受教育者位移到这个模式中去的思想和行为过程。教育理想化的本质是借助权力或权威实现的对人的异化。它表现为教育脱离受教育者的现实人生，教育脱离受教育者的发展可能性，在现实的世界培养非现实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即两种“圣人”：“政治型圣人”和“专家型圣人”。 对“政治型圣人”模式的追求主要发生在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对“专家型圣人”模式的选择主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这段时间。这两种“圣人”是这两个阶段的现实的人在其特定生存场域中根据对关系的认识进行关系运作的产物，尤其是场域中占据支配关系位置的人根据对关系的认识进行权力运作的产物。由此可以推知，决定教育理想化模式的生成及模式化过程的，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权力，另一条就是权力者实现权力的思想依据。 笔者认为，作为权力运作思想根据的是在中国特定生存场域中生成的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儒学。它以普世化的人的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样式影响着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与权力运作的方式之间形成一种特殊关系联系，与权力权威实现自身的方式之间形成一种特殊关系联系。 在人的生存场域中占据支配关系位置的权力拥有者实现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教育。权力借助教育并通过教育抵达权力对象，为权力对象立法，给定其合格的人的模式的合法性指标。由是，权力、哲学和教育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同构共生的动力系统。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主次之别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社会场域中占据支配关系位置的权力资本的拥有者。它既决定教育的总模式，也决定在这个总模式之下生成的各个“子模式”，如教师模式、学生模式、教育内容模式、教育方法模式、教育评价模式等。 通过分析，笔者得出的关于教育理想化问题的原因的结论是：教育理想化是权力、哲学和教育三者相互作用生成的特定时空场域中的特定的教育产物，不平等的权力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如果认识不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控制着教育这一点，我们就将一直生活在脱离现实的世界中，就将一直生活在教育理想化的困境中。 最后笔者提出，中国的教育应当回到现实，应该培养现实的平民化自由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