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2005年的外资企业空间基尼系数为0.63。外资企业在我国东部地区的聚集与该地区的产业集群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建立规模交易模型，解释了产业集群促进交易的内在机制。开放经济条件下，东道国的产业集群是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之一。在改进的搜寻匹配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数量内生于企业数量的专业技能劳动力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就业率提高，这有利于在产业集群区培育专业技能劳动力市场。基于规模交易模型，本文定量分析了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交易数量的影响。区位成本模型解释了外资在我国东部地区的“中心一外围”分布模式和迁移过程。 本文分析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当地的产业基础、城市化水平、相对工资、劳动力可得性、政策因素和FDI聚集的现状等区位因素对FDI地区聚集的影响。基于1995年-2005年中国省际层面数据的经验检验，得到的结论是：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产业基础是影响FDI企业聚集最显著、最持久的两个因素。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既对省际间的FDI聚集差异影响显著，又对各省份的FDI聚集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影响显著。政策因素、劳动力可得性和外资聚集本身影响省份间外资聚集的差异，但是对外资区域聚集的时间差异影响不显著。市场潜力对外资区域聚集的时间差异影响显著，但是对省份间外资聚集的差异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对山东省和江苏省2000年到2004年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这两个省份行业内的外资聚集有自我加强的机制，行业产业集群对外资聚集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江苏省已经跨越这一“门槛”，而山东省还处在“门槛”之外。中西部各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中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和人才吸引力度，培育与FDI相配套的产业并尽快跨越产业集群的“门槛”。政府的吸引外资政策应向着促进当地优势产业集群的方向调整。同时，中央政府应调整FDI产业指导目录，并向中西部进行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