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的泛滥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世界各国都与之作了艰苦而持久的斗争，而毒品在我国已形成严重社会问题，亦是政府与全体国民均需直面之事实。基于此我国制定了以“禁绝毒品”为目标，以司法惩治为导向(从严惩处毒品犯罪)，以两面压制为手段(同时处罚供需双方)，对外堵源截流，对内四禁并举，严格执法、综合治理的反毒品政策。本文试图对我国现行反毒品政策进行检视，因为针对毒品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一段时间后，为了解其是否已达成预定的目标或目的，政策是否有偏差而须作适当的修正，执行是否有失误而须作适当的改进，进行全面检视是有益的。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在这部分笔者对研究背景、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局限进行了介绍，重点在道德层面上重构对毒品的认知和对一些重要名词加以解释，以作为理论准备。笔者深感社会大众虽然感知毒品问题的日益严重性，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毒品的性质和控制毒品的策略，对毒品的认知也多半来自大众传媒，而这其中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意识形态的支配，事实上毒品是法律上加以规范的可以导致成瘾的药物，当它没有被人利用时，什么都不是，明确此点很重要，因为许多人有一种倾向，即认为这些物质具有某种几乎是邪恶的魔力，当我们谴责毒品，努力要消除与毒品有关的问题时，有一种消灭这些物质的排他倾向，这可能会忽略导致毒品滥用的所有因素；另外专有名词如“合法瘾品与非法毒品”、“非正常或越轨毒品使用”、“药物滥用”、“吸毒成瘾”、“吸毒非犯罪化”、“毒品合法化”的有点随意的解释，既导致了对使用毒品的混乱态度，也导致了中西方的交流障碍。第二部分(本论)：笔者首先对世界毒品滥用形势进行了说明，对当前毒品市场进行了分析，虽然非法毒品市场的不确定使估计它的整体规模十分困难，然而我们的确知道它十分巨大，来自联合国禁毒署和各国年度报告的数据告诉我们毒品控制机制在运作的同时世界毒品问题依然如故。在对反毒品策略进行比较分析之前，笔者先讨论了毒品的四项系统原理和人为什么吸毒。就反毒品政策而言，笔者认为广泛的说可分为两种，其一为司法惩治模式，其二则为引起很大争议的毒品合法化模式。司法惩治模式其具体方略包括削减供应与减少需求，但大多数国家都过于侧重削减供应，旨在控制非法毒品分销系统来达到控制毒品供应的目的，通过对毒品市场价格的控制来减少毒品消费需求，而此种政策并没有实现决策者的期望，政策向减少需求方面进行倾斜或许会使我们的反毒战争更有成效；对于毒品合法化模式，笔者对其具体方略“合法化”、“非罪行化”、“处方和维持模式”、“减少危害”进行了说明，以消解因望文生义而对此项反毒品策略产生的误解，毒品合法化是一个对待毒品的管理和获取上持不同态度的各种提议的集合，笔者承认其在个别国家取得的成效，但是此种政策能否成为国际毒品问题解决的归途，我们不得不态度审慎，而其是否会导致国际毒品管制体系的解体，尚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在对我国反毒品政策的检视中，所探讨的问题包括政策制定面与政策执行面，分为自变项、中介变项与因变项作定位分析，探讨其中存在的不足及可能的因果联系，整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政策制定与执行，以确保禁毒政策在我国执行的成效及合法性程度，而历年来的统计资料则作为评价政策成效的指标。具体而言，自变项为中央政府之决策与地方政府之决策，存在禁毒政策未能触及毒品滥用的根源、未能平衡各项禁毒政策的执行、未能区分对待不同的吸毒行为、社会帮教未能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等不足；中介变项为中央政府之能力与地方政府之能力，存在禁毒投入严重不足、禁毒机构的体制尚未理顺等欠缺；因变项为基层部门之实际执行，存在过于重视打击大宗贩毒而忽视打击零星贩毒、青少年预防教育工作中有失偏颇、实践中颇有成效的劳教戒毒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等不足。当然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我国的禁毒政策也有善于开展全民反毒战争，不墨守成规以及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一些有效的经验等成功之处。第三部分(结论)：要解决毒品问题，建设美好国家，不仅要重视在长期禁毒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也要很好地解决禁毒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在前文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组建国家禁毒实体部门并加强队伍建设，加大禁毒投入、改革经费负担制度，重视家庭影响、将学校禁毒教育落实到实处，以社区反毒联合体推进无毒社区创建工作，重构戒毒体系与中央政府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等六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