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即“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它不同于以往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不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它面临的是两极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内部左翼政党如何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去赢得生存的问题。因此,20世纪末,以英国为代表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旨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中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以实现工党的复兴。本文在分析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产生背景的基础上,探究其理论基础、价值选择与政策安排的逻辑联系,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寻找其内在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弱点,以此挖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形成的背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是“第三条道路”形成的大背景,尽管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利更多,但也逃避不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继苏东剧变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被削弱,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积蓄着力量,准备反击;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促进西方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中间阶层的扩大动摇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民基础。这些来自于经济、政治、社会的新变化一方面给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带来挑战,另一方面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第二部分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具体内容。吉登斯的国家社会理论是其“第三条道路”形成的理论基础,即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下提升国家的主导能力以及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开来的价值选择表现为:经济价值取向的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治价值取向的去阶级化的“中间政治”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兼顾效率与公平。与之相对应的英国工党政府的政策导向为经济领域实行“新型混合经济”、政治领域倡导“新民主国家范式”以及社会领域建立“社会投资性国家”。第三部分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评价。在“第三条道路”理论支持下,英国工党政府赢来了十年的繁荣发展阶段,但其理论上的弱点也为“第三条道路”在往后的发展蒙上一层阴霾。选举和政策的双重危机再一次迫使工党政府大权旁落,“第三条道路”也逐渐衰落。第四部分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第三条道路”蕴含的国家社会理论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有着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其内在的提高政府的效率、扩大社会发展的活力、建立良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基础,都对中国建立“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有着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