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法律将扒窃行为入刑,将扒窃的地点和对象限定于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随身携带的财物,理论界对扒窃立法规定的理解产生了多种具有争议的观点,实务界在处理实际扒窃案件时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从扒窃入刑到现如今的七年多时间里,最高司法机关相继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省级司法机关陆续出台的实施细则先后对扒窃行为的法律适用作出相应补充,但在立法规定及司法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多种盗窃行为类型时如何处断,扒窃纳入刑法后司法实践中是否也将扒窃一律入罪,不同区域法院间或者相同区域法院间对相同或相似的扒窃案件的量刑适用有较大偏差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影响扒窃案件法律适用的公平公正,司法实践中也亟需相对清晰的法律规定来指导扒窃案件的认定与审判,因此在理论上这些问题也必须尽快做出相应的完善。就扒窃型盗窃罪的立法完善与司法纠正而言,首先应对扒窃的核心要件做出清晰的界定,对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随身携带及财物这四个扒窃核心要件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规定,对扒窃与数额型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的竞合问题作出相应解释,并且对于各个省份在结合本省经济发展水平下制定的数额型盗窃的数额起点、量刑起点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间,避免相同数额起点的省份量刑起点不同此类问题,增强量刑适用的公平公正。只有对扒窃的法律规定进行清晰明确的规定,才能在实践中更好的指导案件的审理,从而达到保障人权的法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