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检讨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当下发生在学校情境中的检讨实践虽然存在着与政治检讨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但已经几乎褪尽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指向性。现代的学校检讨以一种教育的面貌示之于人,作为一种教育或惩罚的方式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在教育学的视野下审视其教育性或教育的价值。笔者以Y中学为个案深入观察了当下教育实践中的检讨活动过程。通过研究发现,在Y中学的检讨实践可以分别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正常形态的检讨,称为检讨教育;一种是异常形态的检讨,称为检讨惩罚。检讨最初只是教师在日常的教育实践中所使用的一种教育手段,但是,出于检讨实施者与检讨执行者之间的冲突,检讨教育常常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初始意图。由此,检讨教育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向,其结果是原本作为教育方式的检讨渗透进深刻的惩罚意识,由检讨教育转向检讨惩罚。检讨惩罚意在对犯错的学生施以痛苦,通过公开检讨和规定检讨书的字数损害其面子或尊严,损耗其体力和时间,并引起精神上的焦虑。两种形态的检讨惩罚实践皆诉诸于唤醒学生内在的羞愧心理,借助羞愧的力量达到改正学生错误行为的目标。尽管羞愧只是一种获得有效性的机制,并且存在过强或过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对于学生的道德社会化而言,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教育力量。转向的发生,除了检讨教育固有的缺陷之外,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来,教师身处其中的考评制度和道德规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动力和约束。严格的教师考评制度迫使教师尽力按照客观的规定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另一方面,教师自身的良心或职业道德的精神因素使得教师无法彻底地接受机械管理的训练方式。两相夹击之下,长期存在的检讨传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折衷办法,既完成管理上的任务,又不至于完全丧失教育的精神。作为一种微观教育现象的检讨,在实践的过程中反映出其与某些更大的教育议题存在本质的联系。通过检讨活动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教育活动中,如何保持教师的努力与学生的自觉之间的平衡?二是教师或教育如何应对教育系统的管理化趋势?由对检讨活动的研究而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在追求教育的管理效率与追求教育的人文性、复杂性和长效性之间达到一种和谐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