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隐私权发展的早期,很多国家不承认隐私权的私权地位。隐私权真正得到民法的保护在世界各地都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目前，隐私权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一些国家中不仅可以得到民法的保护，还可以通过宪法获得救济。我国现阶段主要依靠民法来保护隐私权，但是民法保护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何克服此类局限性就成为完善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隐私权的含义界定于隐私的内涵之上，隐私和隐私权的历史考察明晰了隐私权是私人享有的不被打扰和隐私自我决定的权利。隐私权兼具公法与私法两种特征，兼具财产性与精神性两种属性，其本质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同时也是一项内容明确的基本权利，是具有可克减性的基本人权。隐私权的主体应为自然人；隐私权的客体归纳起来包括私人生活安宁、私人信息隐私以及私人自决性隐私；隐私权的内容涵盖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支配权和隐私维护权。隐私权的内容和性质决定了民法在隐私权法律保护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的隐私权民法保护是通过民事法律法规对隐私权进行的保护，当权利人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依据相应的民法条款通过侵权之诉要求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这种保护在我国存在改良空间。通过对隐私权法律保护的比较法考察，可以发现国外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通过间接保护、概括性保护和直接保护三种模式实现的。其中，德国法以“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为法理基础，以基本权利为桥梁对相关的民法原则进行解释，借助宪法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来间接保护隐私权。日本采用概括性保护方式，通过对宪法等相关法律的解释保护隐私权。美国法中采取了直接保护模式，以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扩大宪法中基本权利的解释将隐私权间接纳入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之中，从而直接依据宪法解释隐私权的规范，对其进行宪法保护。此外，英国法也是通过人权来间接保护隐私权的。国外的隐私权法律保护模式对完善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结合比较法上的考察与我国隐私权民法保护的现状，可以发现我国隐私权的民法保护存在缺乏隐私权的具体规定、缺乏隐私权权利保护请求权、隐私权与名誉权混淆、隐私权的保护方式不健全、民法保护的主体不全面五个方面的不足。通过对上述不足的分析，得出部分缺陷可以通过民法自身的完善来克服，部分是民法所不能克服的固有缺陷的结论。隐私权的民法保护不能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固有缺陷就是当隐私权面对来自国家的公权力侵犯时，民法不能保护私人的隐私权，而这恰恰就是宪法介入的根本理由。本文在论述了宪法介入隐私权民法保护的理由、重要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理论之后，证明宪法介入可以克服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局限性。宪法介入对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可以填补隐私权民法保护的漏洞，可以健全隐私权民法保护体系以及扩大隐私权民法保护的主体范围。国外一般认为，宪法介入可以分为基于基本权利的宪法介入与基于人权的宪法介入两种模式：基于基本权利的宪法介入是通过宪法的基本权利来保护隐私权，并通过在民事诉讼中援引宪法规定来实现的；基于人权的宪法介入则是基于人权来保护隐私权，它的程序相对复杂，要求以人权保护机制的设置为前提，通过私人诉讼来间接调整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我国宪法的相关内容为两种宪法介入的模式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并非两种模式都能存在我国宪法介入的实现中。本文通过对两种宪法介入模式的优劣比较，结合我国的实际法律环境，认为我国更适合以基本权利的宪法介入来克服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局限性。但是，宪法介入隐私权的民法保护存在限度，需要在充分尊重民法自治原则的前提条件下，界定宪法介入隐私权民法保护的范围。在充分论述民法保护的局限性与宪法介入的妥当性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实现隐私权的民法保护与宪法介入的有效衔接是建构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在我国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中，民法保护应是核心和重点，宪法介入是有益补充，其他法律法规参照执行。在此原则之下，隐私权民法保护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重构民法保护体系、确立宪法介入体系，明确刑法等其他法律法规共同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建构的隐私权民法保护体系可以通过在人格权中具体规定一般人格权与运用我国指导性案例两种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