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之后的上海,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得以获得暂时的发展,并逐渐进入了近代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无独有偶,此一阶段的《申报》在史量才苦心经营下,也进入了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尽管《申报》拥有地处上海的优势,却始终处于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中。面对天灾人祸,《申报》通过其灾荒报道为灾民大声疾呼并有力地监督政府,在危难之时担当起服务于社会、稳定社会架构的重任。本文分为四章,旨在对1912—1934年《申报》的灾荒报道与社会架构稳定之关系进行探讨。　　引言分析选题的意义和研究思路、方法,重点研究几次大的灾荒及其报刊舆论的呈现,对民国时期的《申报》对当时灾荒的记录和当下表述进行分析,通过文本梳理和分析,考察《申报》在整个灾荒事件中的立场及其发挥的作用,剖析近代文人施展理想抱负,展开社会舆论动员。并试图探究近代媒体在灾荒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担当起服务社会和维持社会架构稳定的重任,以及政府在面临灾荒时的应对举措,探究近代媒体在灾荒中所起的作用和对于维持社会架构相对稳定的意义。同时希望可以“以史为鉴”,对当下媒体在应对灾荒或社会危机事件时能有所启发。　　第一章从宏观角度梳理了1912年至1934年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与近代传媒的生存环境,以及《申报》在史量才接手后的发展脉络。对《申报》灾荒报道所处的媒介环境加以阐述,并指出《申报》灾荒报道优势,一方面缘于其居于上海,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史量才办报指导。此外还要归功于报纸营利的支撑。在史量才新闻思想的影响下,《申报》在此时期除了“外觇时代之需要”而对时政新闻及时报道外,也有“内课本身之使命”,对当时频发的灾荒、重大社会新闻都加以报道,并监督政府采取救灾措施,防止灾情的扩大。　　第二章从历史纵向的角度考察,通过选取1915年、1920年、1931年三次典型灾荒,梳理了1912—1934年间的灾情及《申报》灾荒报道的发展演变历程;分析了灾荒报道的体裁并进行前后的比较,概括了各阶段灾荒报道的特色。这一时期的《申报》灾荒报道在办报方针和媒介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灾荒言论由短评发展为丛评,时评的地位得以凸显。篇幅增加之余,舆论监督力加大,言论更为犀利,对政府监督加强。尽管报刊形式变化,对灾荒的重视却始终如一。　　第三章则是探讨了《申报》的灾荒报道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笔者总结概括了这一时期《申报》在内忧外患之下的灾荒表述特点,论述了灾荒报道在稿件形式和时评作者群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探讨了《申报》与政府灾荒救济及灾后流民的关系,论述了政府救灾举措及效果,指出政府救灾的不足和《申报》对政府救灾的补充,并强调流民对社会架构的冲击不容忽视。《申报》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上,心系灾民,时刻督促提醒政府不可忽视救灾,揭露救灾捐赈中之贪官污吏,即便鞭挞政府某些作为,也是出于全局之考虑。　　第四章在社会学相关理论下分析《申报》与社会架构稳定的关系。首先探讨了《申报》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论述了《申报》在报道灾情引导舆论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通过对救灾的号召,较大程度的救济了部分灾民,及时传达了政府决策,避免和控制了灾民的恐慌心理和灾乱中易产生的流言。更突出强调了《申报》配合政府进行社会控制,有效减轻流民对社会架构造成的冲击,指出报纸的这种软控制则成为政治制度控制的有效补充,配合政府共同维系社会秩序的相对有序。　　总体而言,笔者意在揭示《申报》灾荒报道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社会架构稳定的关系。《申报》不仅对灾情予以及时报道,更通过灾荒报道发动对灾民的救济,有效维护了社会架构的相对稳定。笔者亦从宏观层面总结了近代传媒与近代报人对于社会架构稳定之意义。简言之,近代传媒与报人在动荡的社会中艰难前行,并自觉或不自觉的对社会架构予以维护,而社会的相对稳定又为近代传媒的发展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