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33条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由理论变为了立法规范,依据其规定,成年人有选定未来监护人的权利,以确保自己的生活和权利的实现,但本人在选定时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且要以书面的形式,并征得对方同意。双方协商订立的意定监护合同是该制度的实现形式与核心内容,但是法条对于意定监护合同缺乏细化规定,对合同的主体要求、内容要求、形式要件、生效方式、终止事由等均无具体规则设计,这势必导致该制度在实务运行中的适用难题。所以,目前对于成年意定监护合同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才能更好得实现制度目的。意定监护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委托合同,但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条件的生效是以委托人变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为前提。故而为了保障委托人的权益,其制度规范不能再适用一般情形下的委托合同。法律在制度设计时要关照委托人的权利保护,确保法律对于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的实现,防止受托人滥用权利,这与完全基于意思自治而制定的委托合同不同。因此,法律应对意定监护合同的形式、权利义务、效力等方面作出特殊规范。在合同主体方面,为了保障意定监护合同生效后被监护人的利益,有必要通过立法对意定监护人的主体条件加以限制,设立相应的资格禁止规则。而随着监护社会化的趋势,政府对涉足监护业务的组织要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职责,设立严格市场准入门槛与行业规范,同时限制其经营范围。国外的立法规定为我国提供了思路,可以在法律中对意定监护合同内容有所制约,形成对受托人的约束,避免其出现滥用权利从而损害委托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的现象。仅要求意定监护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仍难以保障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为了有效防范争议,由公证机关进行公证是较为可取的方式。关于意定监护合同的生效,其不应当与法定监护共用监护宣告程序作为启动规则,可以以公证方式为落脚点对启动规则进行完善,通过专业医疗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弥补公证处在行为能力认定方面专业性的不足。在合同生效之前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在其生效之后,考虑到被监护人与监护人行为能力的明显不对等,监护人的合同解除权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