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粗放增长方式,也使中国支付了昂贵的环境代价。加入WTO以后,“两高一资”相关产业向中国的转移,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资源供给压力和环境恶化程度。因此,环境与经济增长问题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基于Lucas(1988)人力资本模型,Romer (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中间品水平创新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将环境因素内生化,建立一个环境约束、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共生演化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1)只要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速度高于物质资本积累所产生的污染的速度,则污染控制成本将被抵消,长期经济增长将会收敛于平衡增长路径；(2)从封闭经济扩展至开放经济后,发现对小国来说,贸易的增长效应依赖于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若不考虑小国清洁技术的研发,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则不确定,依赖于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基于上述分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本文认为政府应注重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贸易开放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自由化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下降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适宜的政策可减少环境污染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