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环境本身的公共物品性和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单靠市场机制自身无法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科学系统的环境规制理论与政策,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调节,以谋求经济环境和谐共存。同时由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必须保证环境规制的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的均衡,因此通过研究中国各省份环境规制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了解中国各省份环境规制成本收益资源配置现状,才能最大化的利用环境规制投入来实现最优的环境效益产出。本文采用Super-SBM分析方法并构建科学完善的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我国国家层面和省域层面的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发现,基于国家层面的环境规制效率一直处于相对有效水平,这说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成本—收益”资源配置一直处于相对有效的状态,中国的环境规制取得了长足进步。从中国整体环境规制效率变动趋势来看,中国的环境规制效率并没有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呈现出的反而是一种上下波动的态势,而且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规制成效与国家的环境规制政策密切相关。从省域层面看,在2003~2013年期间我国的环境规制有效省份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成效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效率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地正向关联关系。本文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2003~2013年的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空间演变进行分析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效率水平整体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整个环境规制效率空间分布格局逐渐呈现出梯度扩散的态势,环境规制效率水平处于相对有效状态的省份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这一演变现象表明中国各省份间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逐渐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本文通过中国环境规制效率全局空间关联模式分析结果发现,在2003~2013年期间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效率在空间上一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在各省份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模仿效应。通过中国环境规制效率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析结果发现,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效率值在2003~2013年期间呈现一定的集聚趋势,从2005年的环境规制效率高值与低值较为分散的状态,到2013年逐渐呈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态势,效率值较高的省份不断向东中部地区聚集,而效率值较低的省份则逐渐向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聚集,“热点区域”和“冷点”区域分化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呈现出“逐底竞争”的态势。本文通过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对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因变量滞后项发现各省份间的环境规制效率存在显著地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效率呈现出显著地空间集聚特征。根据分析结果各个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效率之间存在较弱的“U”型曲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劳动比和工业化水平与环境规制效率之间均呈现出显著地正相关关系,环境治理投资与环境规制效率之间呈现出显著地负相关关系。通过对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在邻近省份间呈现不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在邻近省份间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工业化水平在邻近省份之间呈现出显著地负向溢出效应,资本劳动比和环境保护力度在邻近省份间呈现出不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同时本文对变量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了分析,尤其分析了省份间变量的反馈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劳动比受到了正的反馈,直接效应值略有上升,工业增加值比重和环境治理投资比重受到了负的反馈,直接效应值略有下降。通过对总效应的分析发现,变量的变动会对全部观测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区域间的相互作用要比单个变量对本区域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本文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环境规制效率研究方法的限制。本文对我国各省份环境规制效率的实施成效及时空差异演进与空间分布进行了空间统计分析,对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时空演进规律有了较清晰的把握,通过空间面板杜宾固定效应模型详细阐述了环境规制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总结前文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效率如何有效提升阐述了一些见解,本文弥补了国内大部分环境规制效率相关研究忽视空间关联的弊端,证实了相邻省份间确实存在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空间模仿行为,得到了较好的预期效果。但是基于现有资源和能力的欠缺,本文依旧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