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 1979 年欧共体首开对华反倾销的纪录以来,截至 2001 年底,已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 461 起涉及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涉案商品达 4000 多种,影响了我国 160 亿美元的出口额。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并已连续 9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2002 年全年,国外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案 58 起;2003 年全年,世贸其他成员经济体对中国发起了 47 项反倾销调查;而 2004 年 1 月到 12 月 3 号,我国已公告的反倾销案件就达 50 起。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国外对华反倾销已成为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并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面对中国企业在出口反倾销问题上的困境,学界和业界多把它归结为“对游戏规则陌生”、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贸易保护主义、对华歧视性贸易政策等因素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不可否认,这些策略和措施对我们应对国外反倾销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但是,值得检讨的是在类似观点在业界、学界达成共识已近10 年后的今天,国际上的对华反倾销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这似乎说明我们以往对对华反倾销问题的研究存在某种缺陷,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在此情况下,要想尽快扭转我国企业在国际反倾销问题上所处的不利局面,我们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回到原点,重新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于是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对华反倾销问题所涉及的诸多环节及因素进行了缜密的梳理,并发现:正是我国企业在出口反倾销案件中的应诉不力直接导致了我方损失扩大,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我国出口产品从整体上陷入被诉、败诉、再被诉、再败诉、再被诉……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国际上其他一些处于或曾经处于反倾销重灾2区的国家和地区,却非常重视通过规范、有序的应诉来消除反倾销对其的不利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笔者对应诉在反倾销博弈中作用的判断。于是,笔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帮助国内企业有力应诉国外反倾销这一问题上,并试图从中找到有助于破解国内企业深陷出口反倾销困局的办法。此项研究的意义在于:首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应诉机制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对国外反倾销的预防能力和应诉能力,进而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胜诉率;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遏制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发起。其次,从长远来看,一旦我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其他国家既可以对中国提起反倾销控诉,也可以提起反补贴控诉,而从已有的反补贴案件来看,中国产品要想在反补贴调查中获胜,比反倾销更难。那么,在诸如此类贸易争端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我们该如何强化自身的应对能力,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显然,对反倾销应诉机制的研究对类似问题的解决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简单介绍了倾销与反倾销的定义,并从对反倾销滥用这一现象的考察中,揭示了在现行 WTO 框架下,反倾销已沦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用来消除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合法武器的实质性倾向。其目的是为全篇的讨论定下基调,即文章的讨论是以反倾销滥用的现实为前提,而不是建立在 WTO或某一国反倾销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以此为基点,文章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外反倾销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 针对第一章中提出的问题,第二章首先从出口贸易、国内市场、投资环境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四个方面揭示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接着,文章以生动的案例和翔实的数据,从个案中的裁决结果以及应诉不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两个角度,证明了正是应诉不力导致了国内企业在出口反倾销困局中损失的不断扩大。然后,针对以往学界在如何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问题上的代表性策略,文章在结合国内外环境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3指出:“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成为我国在出口反倾销问题上的救命稻草;而出于避免引发大规模贸易战的考虑,以报复性反倾销作为抗衡国外反倾销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在国外反规避立法日益完善的背景下,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和反规避雷区的双重挤压,规避成本太高。随后,通过法理学和世界反倾销应诉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得出结论:有力应诉才是中国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根本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国企业在应诉实践中该如何实现有力应诉这一目标?紧接文章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章展开了对我国出口反倾销应诉机制的探讨。首先,文章对什么是反倾销应诉机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结合有关专家的见解,本文把反倾销应诉机制定义为: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所涉及的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在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就信息收集和预警、组织协调、成本分担等环节所进行的分工与合作。随后,文章从我国应诉机制产生的背景谈起,站在时间纬度上揭示了我国反倾销应诉机制由“事后被动反应”到“案前、案件初期主动应对”的演化进程。鉴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