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失信现象愈演愈烈,对此国家出台“失信联合惩戒”这一新制度进行治理,旨在对失信主体进行多方面限制,营造“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氛围。“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因其效果显著、成本较低、便捷灵活而深受行政机关的青睐,在各个领域广泛适用,逐渐形成了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的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已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我国理论界对该制度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失信联合惩戒的制度构建上,对于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的法律性质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因此有必要对其概念、特征、法律性质进行界定。大部分学者主张将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归于某一类行政行为项下,但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较多,且性质不完全相同,将其归于同一类行政行为具有一定局限性,本文主张应将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进行分类并分析其法律性质,分别置于不同行政行为项下。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能够弥补传统行政手段在治理失信问题上的空白,是当前信用体系发展不完备的国情下开展失信惩戒的必然选择,在治理失信问题上也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其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但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泛化和滥用的趋势,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通过梳理我国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现状,发现我国虽然在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上取得了一定的立法成就,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梳理我国立法和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设定不合法、缺少信用修复制度的细化规定和对失信主体的权益保障制度。二是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程序不合法、惩戒措施存在不当联结具体为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不当联结及惩戒措施与无关第三人不当联结、惩戒范围过大、惩戒力度与失信行为严重程度不匹配、失信名单公布不适当等问题。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我国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中央层面缺少统一立法,对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缺少必要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错误定位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的功能和目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在2020年12月18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按照合法性原则、关联性原则、比例原则规范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的适用,并要求明确相关概念和内涵,完善相应程序,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为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方向和准则。因此本文根据国务院指导意见的要求,在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已有的框架内对其细化和完善,实体制度上限定惩戒措施和惩戒标准的设定权,明确规定惩戒对象和联合范围,限定失信行为的范围,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失信主体名单公布的内容、方式、范围及传播主体。在程序制度上建立时效制度、建立听证程序、细化信用修复制度,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以对失信主体提供更高程度的权益保障。综上所述,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治理失信问题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该制度在多个方面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导致行政权力与个人权利失衡,因此必须按照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要求,进一步予以完善,保证其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