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抗争”，缘起于转型中国正在经历的两股社会浪潮:21世纪初逐渐成型的新抗争文化和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　　作为人类抗争史中的新形态，“媒介化”作为一个“元过程”，深刻地影响了抗争政治的整体景观，在“媒介逻辑”的统领下，通过特有的“过程—机制”，使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征;与此同时，媒介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展开深层次的密切互动，作为“媒介化抗争”重要场域的“媒介”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内涵、重塑框架，带来整个传播生态的转变。　　本研究结合“抗争政治”、“媒介化社会”相关理论，以中国拆迁抗争十年(2003-2012)共40个抗争事件作为标本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系统呈现当代中国“媒介化抗争”的变迁、机理与挑战，并尝试探讨中国这个国家垄断的公共文化能够产生如此丰富政治现象的媒介成因与结构张力。　　研究跳出了传统抗争政治研究的静态结构分析，亦不同于其将“媒介”局限为一种抗争工具的理解，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将整个媒介生态变化对抗争的影响看作动态、历时的过程。首次提出“媒介化抗争”的概念并系统研究“媒介化”过程在抗争事件中独特的角色、作用与动员机制，尝试探讨“媒介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抗争行动解释框架的可行性。相关研究将不仅有助于传播学本身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也将有助于从“媒介化”这个独特的相面丰富对抗争政治的整体理解，为转型中国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意义。　　全文包含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就“媒介化抗争”概念提出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展开论述，明确“拆迁抗争”作为本研究对象的原因，阐释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变迁”，分为三章，呈现“媒介化抗争”的演变历程与特征、内涵。　　第一章全面呈现当代中国拆迁维权抗争变迁，突出“政治拆迁”向“经济拆迁”转型后，抗争从“上诉”、“上访”向“上报”、“上网”的转变趋势，确定40个拆迁案例库并划分2011年以后拆迁抗争“媒介化”的四大阶段。　　第二章聚焦“媒介化抗争”与传统抗争形式的表征区别，以“媒介化”的“中介作用”为起点，从抗争者、抗争对象、抗争目标、抗争武器、抗争剧目/表演、抗争组织/动员、抗争的全球化等七个方面，逐一比较。　　第三章对“媒介化抗争”的内涵进行界定，拓展媒介研究过于关注媒介内容的传统，从“媒介形态”、“媒介内容”、“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等四个角度切入定义，归纳出“赋权”、“框塑”、“结构”、“信念”等关键词。　　第三部分:“机理”，分为两章，研究“媒介化抗争”形成的机制过程与生成逻辑。　　第四章尝试采用国际先进的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质性资料分析方法，跳出传统的个案研究方式，依据西方抗争政治相关理论与中国经验材料提炼出13个生成因子，分为“媒介逻辑”和“事件逻辑”两类进行40个案例的大样本多变量比较分析。系统考察媒介化抗争从产生到取得抗争成功过程中的内部因子互动、可能性的关系组合，研究事件爆发的复杂成因，探讨“媒介逻辑”作为支配性逻辑作用于抗争事件的相关机制。　　第五章基于第四章的研究结果，对“宜黄事件”全过程进行个案分析，全面揭示“公开”、“建构”、“升级”、“遣散”、“框塑”的“媒介过程”，从个案过程拓展到历时性的“范式订定”过程，研究“媒介化”通过怎样的机制促成事件的性质转变、规模提升乃至“个体抗争”向“抗争政治”转化的最终实现。　　第四部分:挑战。第六章，从“抗争”、“媒介”、“公民”、“国家”四个视角切入，深化我们对于这一新型抗争景观的全面理解。　　第五部分:结语。第七章，“媒介化抗争”未来的进路。　　研究得出以下几条主要结论，并在未来具有深入研究的可行性——　　1.当代中国抗争的“媒介化”趋势凸显。“媒介化”过程动态、全面地建构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新抗争环境，“媒介化抗争”已成为抗争中的突出现象，主要表现在:媒介是抗争信息的重要来源，为参与者提供观察抗争事件的视角，建构有关抗争事件的集体理解;大众媒介作为“新兴权力阶层”，越来越多地介入抗争过程，媒介抗争专家出现;“媒介逻辑”成为抗争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争行动者依据“媒介逻辑”指导行动。　　2.当代中国底层抗争的政治性转化尚未实现，底层民众尚不具备独立转化的能力，但相当多的案例表明，个体的、底层的“抗争”具有转化为“抗争政治”的可能。“媒介化”是“抗争政治化”转化过程中的实质动力。通过深层次的“渗透”，“媒介化”大大提升了抗争的“公共性”品质，中国底层抗争维权亦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重要的启蒙意义。　　3.“媒介化抗争”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机制，始于社会体制性利益表达机制不畅与新媒介技术为公众的“赋权”。“媒介化”改变了权力结构的不平衡，使得曾经处于传播链条底端的抗争者力量迅速增强，大大提升了社会、个人面对国家、面对政府的博弈能力，底层民众亦在这一过程中与知识分子、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结盟，孕育出全新的抗争生态。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推动抗争“社会化”，“媒介化”重构“国家”与“社会”。　　4.“媒介化抗争”是媒介民主化的一部分，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进程。中国的公共精神正逐步展开但仍然畸形，多元利益冲突下理性自主的政治文化亟需培养。“公民”、“国家”、“社会”、“媒体”都作为复杂而矛盾的实体或场域，与“媒介化”过程交织互动，作用于中国特有的民主空间。将“媒介化抗争”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核心层面关联起来，继续推进“媒介化”作用机制的研究，探索这种新型抗争形态如何为“国家”与“社会”提供弹性空间，思考公民民主参与过程的不同理想模式，并呼应全球媒体的民主化浪潮，将是本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