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多个学科领域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较大时,其内部的经济增长会受到消极影响,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动摇其社会稳定的根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也长期面临着贫困问题。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而言,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如何集中国内各方力量消除贫困,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十分迫切,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然而,消除贫困是一个古今中外都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各级政府戮力同心攻坚贫困难题,逐步使得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脱贫,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克难之年,2020年是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的全面小康目标实现之年,而这要求脱贫攻坚工作必须全面完成。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少数局部陷入“贫困陷阱”地区,尤以少数民族及偏远山区集中挂牌督战,顺利完成脱贫任务,另一方面要对已脱贫地区的脱贫成果进行巩固,压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艰巨。2020年7月到2021年1月,经过对全部832个国家贫困县（统称国家贫困县）以及抽查100个中西部地区的非贫困县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确认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全面脱贫目标实现,也仅仅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状况的消除,社会贫困问题依然会存在,会以新的形态和特征存续下去,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依然需要政府和人民的同心戮力。总结我国长期的减贫工作经验可以得出,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在解决贫困问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的2020年为例,截至7月底,针对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各级财政支出总额就达到338亿,同比增长13%。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如何在已有的全面脱贫战役胜利背景下稳固脱贫成果,在未来继续保证对减贫工作的财政投入并最大化其减贫效应意义重大且深远。本文从农村财政支出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贫困及减贫问题,研究农村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区分收入效应和福利效应两个维度来全面刻画农村财政的减贫原理,一方面构建体现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及农村贫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的收入效应,一方面则通过福利函数构建测算农村社会福利指数,从指数变化来体现财政支出对农村地区减贫的福利效应,并从微观层面对贵州省财政支出减贫效应开展案例分析。本文完成如下主要研究内容:第一章,概念界定和理论梳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系统阐述,并结合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确定研究思路及方法;对贫困、财政支出做出清晰的概念界定,确定减贫效应内涵;并从公共物品与公共财政、福利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发展经济学等理论角度对贫困理论进行梳理;财政支出基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角度作用于农村贫困减缓的理论分析及作用机制分析。第二章,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减贫事业的发展历程,明确勾画我国政府在减贫事业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对我国农村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展开分析;随后对我国财政减贫支出的具体情况进行整理,然后就贫困的标准线及贫困的测量方法作了探讨,并基于此得到我国农村贫困的FGT指数,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数据准备;最后基于我国贫困人口变化和特点的分析,为财政支出政策寻找现实依据和未来调整方向提供现实依托。第三章到第六章是实证分析部分。其中,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财政支出减贫的收入效应展开分析。依据不同类别财政支出是否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区分直接减贫效应和间接减贫效应,先研究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对农民贫困的直接影响,再基于财政支出总额、经济性财政支出、支农支出和基础设施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分析它们对农村贫困的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就各类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的贡献度展开评价,为未来的财政支出政策调整提供现实依据。第五章从福利效应角度分析财政支出的减贫效果。基于我国农村福利水平的改善情况的分析,对我国贫困农村的福利效应进行测度。并对福利指数和财政支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分析农村财政支出是否有利于农民福利水平的增进,达到减贫效果。第六章是以贵州为例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减贫效果,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就农村各类支农支出的减贫效应进行分析。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如下:财政支出减贫的直接效应是基于民生性财政支出展开的,研究发现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但不同的民生财政支出对促进农村脱贫产生的效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级层面数据对我国各地区农村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直接减贫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农村民生性财政支出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水平,且农村教育财政支出、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和农村社会救济财政支出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此外,农村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增;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农村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更大时,其减贫效应也更强;当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和农村社会救济财政支出规模未达到门槛水平时,其减贫效应不显著。财政支出减贫的间接效应则是基于财政支出推进经济增长进而减贫的角度,所以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证实财政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阶段则是验证是否通过经济增长达到了减贫效果,即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1）农村财政支出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从农村财政支出规模来看,农村财政支出总额、农村经济性财政支出、支农财政支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均能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农村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提高农村财政支出总额占比、农村经济性财政支出占比、支农财政支出占比、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占比均能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从农村财政支出规模来看,提高农村财政支出总体规模、农村经济性财政支出规模以及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规模可以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进而间接促进农村减贫;从农村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提高农村财政支出总额占比、农村经济性财政支出占比以及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占比均能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进而间接降低农村贫困水平。财政支出的福利效应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农村财政支出在促进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方面产生了显著的作用;无论是提高农村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规模与占比还是提升农村经济性财政支出的规模与占比,都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但进一步比较的结果表明,农村经济性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更加明显,这也说明,通过扩大农村经济性财政支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从而产生更大的福利乘数效应是非常必要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村财政支出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都显著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但其显著性水平和减贫强度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这也说明,在未来,政府部门要更加重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基础环境建设,为更好地发挥农村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创造条件。对贵州省财政支农政策的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类和公共服务类的财政支农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补贴类财政支农政策具有增收效应,但减贫效果不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依据前部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并结合贵州省财政支出减贫案例分析结果,探讨财政支出助力农民增收能力培育以持续减贫的可行性途径,并从稳固财政支出、改进财政支出结构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角度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提出应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贫困人口能力提升及财政支出兜底多措并举,以实现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后2020时代的贫困研究提供思路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