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苑译林”丛书的序跋信息量大,可作为诸多研究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不仅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精神养料的渴望,也反映出西方文艺思想、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对外国诗歌翻译的探索。序跋中,对外国诗歌翻译的探索,首先体现在诗歌翻译的诗体形式的选择和音律规律的把握上。在诗体形式上,新体诗、旧体诗的诗体形式的选择,诗歌自由体、格律体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译者的诗歌翻译是符合现代汉语新诗规律条件下的再现,同时又保持其多样性。在音律形式上,译者不仅引入了“柔巴依”体、“英雄联句体”等不同诗体的音律形式,还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格律体诗歌节奏转化的实践,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着重要思路。其次,序跋中也体现了中国读者已经不再消极、被动地了解和接受西方的文化思想。相反,却呈现出以参与为特征的积极、主动的转变,甚至是创造性的转变,这种创造性转变更是诗人自我“内在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变,即是“诗苑译林”丛书序跋中所凸显出来的“诗人译诗”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我们立足于序跋中所提出的诗歌文本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从译者的诗歌翻译主张到诗歌翻译实践,再到其诗歌创作实践,层层深入,体现了以诗人译者为代表的新诗写作者,不断地为新诗发展注入着鲜活的血液。最后上升至理论高度,通过对“诗苑译林”丛书序跋的分析,我们需要更理性地看待序跋中诗歌翻译理论的争鸣,从而正确地看待诗歌翻译中的限度问题,于是引出关于“以诗译诗”这一翻译方式的探讨。另外,翻译体诗歌作为另类的新诗文本,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建构,大到关于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描写的启发,小到具体意象的借鉴,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促进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