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中国思想的核心之一，中国儒家礼仪的内涵不仅仅指仪式，它还包含着社会制度、规范、习惯、行为举止、礼节动作等等在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礼仪是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之中的。作为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其礼学研究的成就巨大，他的礼学思想也很丰富，礼学无疑是其儒学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熹的礼学思想是对传统儒家礼学的继承和发展，使礼获得了本体论的理论依据，同时将礼纳入到其心性论的范畴之中，从而使得礼成为其儒学工夫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熹通过天地之心，以生气流行之统体的观念诠释仁，实现了对仁的本体论建构。而礼是仁体之直接显发，作为仁体之节文的礼由此获得了形上学的本体内涵。朱熹通过“礼与理”以及“礼与仁”的结构，确立起了儒家的礼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但朱熹的礼学最终是要落实到心性修养和道德践履的工夫论上。朱熹的工夫论可谓是主敬的工夫论，不管是从作为朱熹敬论内涵之一的对于外在容貌词气“整齐严肃”的要求，还是主敬工夫所要求的对于应接事物所不可缺少的礼仪准则，以及朱熹试图以主敬的工夫来弥补当时小学不行的状况以达到小学与大学的贯通,都可以看出，朱熹的敬论与其礼学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朱熹的敬论本身也是他对当时儒家礼仪丧失状况的回应，以及试图重新构建起儒家礼仪秩序的一种尝试。而朱熹晚年在主敬的工夫之上，又强调“克己复礼”的工夫论，更加突出了礼在其工夫论体系中的地位。朱熹将克己之己解释为己之私欲，于是将礼与心性修养的工夫直接联系起来，又由于朱熹主张“克己复礼”的工夫本为一体，不可分作两截，使得礼成为其儒学工夫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朱熹认为克己之后还能复于礼，是儒家工夫论与佛老心性修养的根本区别，由礼的保证，才能使心性修养的工夫与外在的生活世界融为一体，才能使儒家的道德践履落实到具体可为之处。朱熹的工夫论对礼的强调是由其心论所决定的，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心只是意识的概念，知觉的总体，不具备本体的意义。因此，心地工夫就一定不能缺少礼的规矩准绳作用，朱熹的工夫论强调儒学的修养工夫一定是要内外相交为一体的。也正是因为朱熹认为不存在形上本体的心，他的工夫论一定是渐进式的工夫论，而正是礼使得这一渐进式的工夫修养方式有了可以具体入手的方法，也使得在如何确保工夫的适当性上有了一个儒家的准则与规范。可以说，朱熹的工夫论为一般资质的普通学者都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践履的工夫论体系。朱熹之所以强调礼以时为大，要情文相称，注重儒家礼仪的具体践行，正是其试图将礼纳入到工夫论体系中的应有之意。因此，我们在探讨朱熹的礼学思想时，切不可忽略了礼学在朱熹工夫论体系之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