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最初即是作为配合音乐的歌词而出现,后入文人之手,成为诗客曲子词,其内部存在着音乐性与文学性、娱乐功能与抒情功能的内在矛盾。本文绪论部分首先明确文人、民间词坛的建立和不同的词体功能建构。北宋仁宗朝市井青楼与酒筵歌席两个歌场唱词活动的复兴,标志着词体成为上层士人雅文化与下层市井俗文化共同建构之物,形成了两个词坛。两个词坛在互相对立与交流中对词体功能建构有着不同的要求,对民间而言,词体作为文化消费的流行歌曲,偏重词体音乐性与娱乐功能,而对于文人而言首先应当是可读之诗,追求文学性与抒情功能。士人诋毁、民间传唱的柳永词,若从原因探究,其雅俗碰撞体现为对音乐性与娱乐功能的偏重,而文学性与抒情功能的不足。在民间与士人均广为喜爱的周邦彦词,其雅俗融合中即体现为音乐性与文学性、抒情功能与娱乐功能的兼得。第一章比较柳、周词音律谐美的共性,这是柳、周得以民间传唱的首要因素。第二章比较柳、周词的内容,羁旅艳情两大类常人易感的题材,有助于娱乐功能的发挥,这是二人共性。而不同之处在于柳永常人易感的内容中流露出市民趣味的底色,弱化了文学性,周邦彦则能在其中融入身世之感的离骚之旨。第三章比较柳、周词铺叙手法,平铺直叙带来叙事性和细节描写的民间文学特征,便于娱乐功能的发挥,又好做“实说”,这是二人共性。柳永词一味平铺直叙导致浅率直露的弊病,文学性不足,周邦彦则能用勾勒之法带动多重时空转换,以含蓄曲折出之,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第四章比较柳、周词语言,二人词中都有市井俚俗语言的运用,使得俗子易悦。但柳永词语言的化雅于俗削弱了文学性,周邦彦词文学性则通过融化唐诗,以富丽精工得到强化。结语尝试从“新”角度理解柳永和周邦彦词的关系以及周邦彦词的地位。前人从文学性的层面出发,以为周词渊源于柳词,又能超越之,更有周邦彦词“集大成”词史地位的论断。若从词体观来看,周词能袭取柳词偏重于音乐性和娱乐功能而受民间欢迎的优长,又能避柳词文学性和抒情功能不足的短处,则柳周词的关系可上升到词体观与词体功能建构核心层面的理解了。而周邦彦词之“集大成”地位的理解,也可超越具体文学层面上升到核心词体观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