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制度登上历史舞台，世界格局便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独霸天下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在相互斗争、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中长期并存共处到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为经济迅速发展沾沾自喜的同时，已经认识到工业生产对环境产生的巨大破坏，也看到了环境污染对社会稳定和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以及由此衍生的大规模消费运动和绿色运动，为资本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为了继续扩大再生产和缓解社会动荡，他们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对内，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制定环保税制，虽然暂时性的缓解了环境问题，却也无法根治；对外，资本主义国家向国外大量的转移有毒废弃物和污染产品，并将绝大部分污染工厂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技术的落后，盲目的发展经济，加上大量发达国家污染企业的搬迁进入，也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由此，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作为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尽管从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开始，学者们一直都在为环境污染问题寻找解决的出路，但是纵观这半个世纪，环境污染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大自然依然遭受着严重的生态破坏，甚至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一员，福斯特一直致力于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突破口，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首次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这一概念，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新的生态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进行了严厉的剖析与批判。他吸收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的融合”的观点，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科学技术与自然三个方面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他通过对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进行剖析，挖掘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物质变换“断裂”的原因，并指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解决这一“断裂”；他明确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认为只有通过生态革命，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然社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根除生态危机。由此，福斯特建构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福斯特的生态理论冲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观点的束缚，以全新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零散的、关于生态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的归整，不仅能够引导人们更加重视生态、爱护自然，还为我们解决本国生态问题提供了科学性的理论指导。虽然福斯特的生态理论还处于发展阶段，也存在一些不足，但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方向，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