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张爱玲和苏青两位沦陷区代表作家为个案,通过文本及史实分析,着力探讨她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刻意采取人生与文学上的“平常”姿态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取向,从而就沦陷区“中间作家”的评价问题提出讨论。由于这类既非抗日又非附逆的“中间作家”是沦陷区文学的主体,而刻意“平常”又是他们的共同趋向,因此,探讨这类作家的此种选择,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张爱玲、苏青在非常时期刻意采取“平常”姿态,不仅是敌伪压制下一种不得已的应对策略,而且也是她们规避责任、自我开脱的自觉选择。她们借助“以弱自处”、“因弱卸责”的言辞将自己只顾个人安稳的人生选择合理化。她们对于“乱世”不可抗性的强调使她们“理所当然”地在人生选择上趋于自私的利己主义和享乐的现世主义,而对张爱玲与傅雷文学论争中的伦理分歧,以及对于苏青关于“俗人哲学”系列文章的分析,进一步阐释张爱玲与苏青的以“个人私利”为价值判断终极的价值观。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苏青都发表了辩白文字,强调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不关政治的,与敌伪高官的交往也是私人行为,不需向人解释。但是,她们在沦陷区这一非常的生存环境中刻意强调日常人生的苦乐情趣和安稳和平的人性,固然对世俗人性之“常”,对人性的隐秘与委曲有过人的抉发,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求生的原则和为人的尊严,甚至不无诱导沦陷区人民认命顺世的一面,这在客观上与敌伪企图瓦解沦陷区人民民族意志是不无契合之处的。也正因此,张爱玲与苏青才会被日伪统治者利用和宣传为文化偶像,同时成为沦陷区的既得利益者。进一步说,以她们为代表的“生存文学”在沦陷时空中大量存在,形成气候,互相影响,进而无形中影响和引导着沦陷区民众适应沦陷的现实,这确是不能抹煞的客观历史事实。现在的评论多忽视这一点,片面地强调对这部分作家的宽容与理解,刻意渲染这些“中间状态”文学的艺术魅力和超政治的人性诉求,而有意无意地贬抑了坚守民族立场与人性尊严的抗战文学,贬抑了在民族战争中做出种种牺牲的人的价值,这是有失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