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随着现代市场的竞争逻辑逐渐由“纯粹生产力竞争”转向“生产技术竞争”,再转向“商业模式竞争”,商业模式在市场竞争中愈发显现出举足轻重、难以忽视的关键作用。而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商业模式竞争的核心驱动力也越来越受到商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加速,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特点,互联网市场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关联性、依附性不断加强。互联网经济是一种“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经营者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锁定用户和不断吸引用户注意力。因而,各互联网经营者在服务内容、用户群体、盈利模式等方面多有重合与粘连。经营者尝试和探索商业模式创新,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自身优化企业产品结构、拓宽企业营销渠道、改善企业用户体验、增强企业客户粘性、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提升了用户体验、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多样性、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但同时,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既有商业模式造成干扰和影响,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纠纷。我国法院在进行裁判时,大多基于“静态权益保护”的视角,动辄认定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而在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上,缺乏实质性的考量,更未进行更深层次的利益衡量。市场竞争具有“损人利己”的属性,竞争与损害往往相伴而生、如影随形,竞争自由也就意味着损害市场上其他竞争者利益的可能性,由竞争所造成的损害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诚然,对于商业模式创新,我们不能盲目的仅因其具有“创新性”而予以保护,对于一些“过火”的竞争行为,法律应当予以规制。但对于行为正当性的认定,我们应当坚持损害中性以及法益中性的原则,立足于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予以判断。因此,本文以利益衡量和经济分析为指引,全面探讨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路径。文章首先从概念、理论基础出发,解答了何为商业模式,何为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有何特征,商业模式创新是否均应受到保护,消费者、其他经营者和社会公众在享受商业模式创新福利的同时是否需要分担商业模式创新的成本等问题,为后文提出通过利益衡量探讨商业模式创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问题打下基础。其次,立足于我国司法裁判实践,以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收录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涉及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竞争纠纷相关民事案件判决为基础,对此类案件的地域分布、涉案被告所提供的互联网服务类型、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法院的总体裁判思路以及裁判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支持情况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司法裁判对互联网领域商业模式创新案件行为正当性的认定思路及审理态度进行分析和反思,为后文的规制路径探讨奠定基础。文章最后对我国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路径优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不正当竞争的认定,首先需要坚持动态的竞争观和法益损害中性的原则,实现竞争行为判断范式由“权益保护主义”向“行为正当主义”的转向。其次,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需要综合市场竞争秩序、行业发展、市场效率、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竞争各方的利益,以市场和效率的标准,多方位、动态性的衡量;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互联网的基本特性和其“互联互通”的基本价值。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应当以市场效率为基础和目标,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断重点在于竞争损害评估,且同时也应考虑可能存在的效率以及商业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