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对现代性的批判一直是哲学界非常重要的话题。哈特与奈格里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和理性形而上学合谋的结果,如果不能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有效批判,就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西方的哲学传统一直是理性对身体的压制,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不仅对人的身体进行剥削和奴役,而且还变本加厉对人的精神进行控制。资本主义正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人的思想、情感、欲望进行全方位的规训和控制。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无论是通过强调交往理性的“超现代性”学派,还是通过强调个体性和差异性来追求一种更加世俗化的生活方式的后现代学派,都无法拯救被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人的主体性缺失,人的主体性缺失是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危机。哈特和奈格里经过研究发现,欧洲现代性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欲望主导的具有革命性的形式;另一种则是由规则和秩序主导的充满危机的形式。正是通过对现代性的革命性形式的考察,他们找到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法,那就是人的欲望不会一直甘愿受到秩序的支配,欲望总会冲破秩序,争夺自身的主体性建构权。恢复人的主体性是哈特与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规划的核心。哈特与奈格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方式的转变,由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进入了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情感、创造力以及合作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生命政治生产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越来越困难,而且生命政治生产也正为人的主体性的恢复提供源源不断的现实基础。本文将从意大利自治运动和欧洲现代性的二元结构这两个方面入手对哈特与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的思想溯源进行探究。作为意大利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奈格里,他亲自指导和参与了意大利的自治运动,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奈格里对马克思的斗争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试图用全新的视角建构新的斗争主体和斗争策略。在分析欧洲现代性问题时,哈特与奈格里将现代性理解为秩序和欲望不断对抗和融合的过程。他们发现了人的欲望不会永远被驯服,正是通过对人的欲望研究,让他们觉察到欲望反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哈特与奈格里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对人的身心控制进一步加强,人逐渐失去主体意识。因此,哈特与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规划就是要发展出独立自主、具有独特个性和全面发展的“新人类”。他们将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与德勒兹的欲望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另类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又将生命政治生产作为另类现代性的现实基础,通过生命政治生产所创造出的共同性为主体性的恢复提供经济基础,斗争主体也正是利用共同性来争夺主体性的建构权。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绝对不会放任生命政治生产的自由发展,通过对共同领域进行分化、不稳定性的确立以及阻止劳动者的自由流动等方式,破坏生命政治生产的环境,霸占主体创造出来的共同性。基于此,在如何应对资本主义新管控的问题上,哈特与奈格里选择了出走策略。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如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摆脱了工业社会中的劳动方式进入到强调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而生命政治生产的主导化促进了诸众的革命潜力形成。他们认为诸众已经代替了马克思视域下的斗争主体,成为了未来社会的革命性力量。诸众的政治行动能力是建立在共同性的谋划上,只有积累足够多的共同性,诸众才有能力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抗。诸众的出走的过程就是让诸众清楚明白自身被资本主义控制的现实,以出走的方式从资本主义关系中退出,夺回主体性的建构权。哈特与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规划究竟具有哪些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将从马克思的视域对哈特与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规划进行评价,通过评价来考察其理论贡献和不足。哈特与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规划,一方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热点;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产生了误读,高估了生命政治生产在主体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使得他们的另类现代性规划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本文最后主要通过他们的另类现代性的共同性视角来探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哈特与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规划也可以归结为共产主义道路的另类探索,共产主义不是固定在某一标准上的社会理想,在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还需要根据现实条件不断去建构,它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因此理论建构还是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既要有立足本土国情的定力,还要有放眼国际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