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全球肆虐的疫情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震荡,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同样不可避免的进入了经济调整的阶段,而作为企业经营中最为重要的投融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但是,目前由于我国本土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水平相对偏低、融资途径单一等问题,导致了我国许多企业出现了投融资期限错配的问题,其中以企业使用短期贷款投资长期项目为主要表现形式,国内学者将企业的这种财务异化行为称为“短贷长投”。受到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影响,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将极大的扩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2019年末众多房地产企业陷入资金流短缺导致破产就是例证之一。学术界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研究始于对德隆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对“短贷长投”存在性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其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聚焦“短贷长投”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其次,论文研究的问题焦点之二是研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产融结合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以及对企业产生的经营绩效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也被称之为“产融结合”。产融结合是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通过股权参与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事结合等方式所形成的资本直接融合关系（余鹏翼,2002）。在我国,从亚洲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明确禁止,到随后默许,再到2010年国家出台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可见我国在政策上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一系列产融结合方案的出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深度发展。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政府积极鼓励实体企业参股金融机构,使得越来越多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型企业开始涉足金融机构。据统计,在2005年底我国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上市公司数量179家,占全部非金融上市公司比例为13.45%,而截至2017年底,我国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上市公司数量575家,占全部非金融上市公司比例达到25.30%,可见其发展之迅猛。与现实世界产融结合的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学术界对产融结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相对滞后[2]。因此,基于我国金融背景,结合我国企业特殊的产权体制,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短贷长投”和产融结合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对企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可完善现有的相关理论体系。本文使用了2007年至201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筛选数据为样本,并采用了理论、实证和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企业“短贷长投”和产融结合两种投融资行为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且基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与金融体系,分析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短贷长投”和产融结合下的不同表现,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关于“短贷长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短贷长投”虽然暂时满足了企业融资的需求,但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反而给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2）关于企业产融结合对“短贷长投”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产融结合加剧了“短贷长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作用。但是这种影响的机制具有异质性,这种加剧的效应主要是来自于国有企业的样本,对于非国有企业,产融结合缓解了“短贷长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作用。（3）产融结合对不同性质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运用分类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产融结合的安全比例应不高于40%,超过40%后,产融结合不再能够缓解短贷长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产融结合加剧短贷长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作用在产融结合比例低35%时显著存在,但在超过35%之后加剧效应消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产融结合的深度方面比非国有企业有更大潜力。以上结果表明,产融结合模式对不同性质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研究在理论上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产融结合的理论体系,结合中国企业产权性质这一特殊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融资约束理论,而且聚焦企业共同关注的投融资问题,可以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