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与城市化进程呈高速增长,然而困扰了发达国家百余年的空气污染问题却成为了我国近十几年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等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发展难题。在我国,空气主要污染物主由过去的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收颗粒物(PM10)和污染气体(SO2),逐步转为由可吸入细颗粒物PM2 5和污染气体(O3、SO2、NOX)构成的复合型大气污染。特别是2013年冬季以来,频繁的大面积、长时间、高浓度的雾霾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我国雾霾的污染物特征、来源及其与公众生理或心理健康、生活方式、城市经济发展等的相互效应与社会舆论,不仅成为公众生产和生活的热点话题,更成为国内外学者科学研究的焦点和难点。虽然在过去的十多年国内学者在关于污染物研究的某些领域已达到国际水平,但关于公众雾霾感知研究中尚未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仍有不足。鉴于此,本研究综合国内外代表性研究成果,结合监测数据与网络关注度指数,基于居民调查与个案访谈,运用Spline空间分析、描述统计、非参数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西安市2013年8月～2018年7月污染物的时空变化特征、居民雾霾网络关注度、居民对雾霾的感知、居民的适应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希冀为我国管理部门和企业有效控制雾霾污染排放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下为本文的研究结果:(1)污染物指数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好转。2013年～2018年,西安市AQI指数、PM10、CO、S02、PM2.5年平均浓度,经历“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18%、14%、36%、75%、30%,但是仍然高于国家二级标准浓度限值;CO低于国家浓度标准限值4mg/m3。研究时段内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数分别占总监测天数的47.1%、70.1%、58.5%、47.1%、48.2%;轻度污染天数分别占总监测天数的29.0%、21.1%、25.8%、28.2%、30.4%;中度污染天数分别占总监测天数的9.6%、5.2%、10.2%、8.8%、11.8%;～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分别占总监测天数的14.3%、3.6%、5.5%、15.9%、9.6%。季节上,各污染物浓度季节转变呈“U”型;季节性明显,“冬季高夏季低,春季和秋季为过渡阶段”。空间上,AQI、PM2.5、PM10指数五年平均值最高值在未央区,最低值在长安区,AQI自西南至东北方向呈“U”字形变化趋势;PM2.5与PM10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增加,一直延伸到阎良区;SO2自西南向东北,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加,呈“N”字形变化趋势;NO2自东北、和东南向中心呈“聚合”状增加趋势。(2)居民雾霾网络关注度呈上升趋势。居民雾霾网络关注度2015～2016年前网络关注度增长较为缓慢,2015～2016年后迅速增加,呈波动上升;月度曲线“单峰”、“尖峰平谷”形态显著,居民雾霾网络关注度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冬季(12月～1月);网络关注度与实测感知和污染物监测数据变化趋势相一致,网络关注度指数可以较为准确的表达居民对雾霾的关注度情况。(3)西安市居民对雾霾的整体感知度较高,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引导。居民对空气质量好转趋势的感知、雾霾发生的频率感知和首要污染物的感知与近五年来显示空气质量的实测数据相吻合,居民能够较准确的对雾霾变化情况进行感知。居民对雾霾健康、经济及生活影响有较高和较清晰的认知;居民工作单位健康方面福利的配置相对降低了居民因雾霾导致经济损失。(4)居民健康防护适应行为增加,受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居民年龄与吃水果蔬菜数量和洗手洗衣服次数呈正相关;文化程度与居民戴口罩次数、关紧门窗次数、去医院就诊或体检次数呈正相关,与出门次数和洗手洗衣服次数呈负相关;居住时间与居民佩戴口罩次数、洗手洗衣服次数、使用空气净化器、和去医院体检次数呈正相关;家庭年收入、健康评价、户外暴露时间与居民佩戴口罩、关紧门窗、洗手洗衣服次数、使用空气净化器、去医院体检或就诊次数呈正相关,与出门次数呈负相关;女性健康防护适应行为积极性高于男性。(5)居民降污适应行为意愿高,受居民感知、社会属性的影响。居民降低污染物浓度的行动意愿积极性高;习惯雾霾可能会影响健康防护的积极性;对本地空气质量变好的趋势判断能有效提高居民参与降污适应行为的积极性;居民降污行为意愿与其对雾霾影响的感知呈正相关;AQI指数和PM2.5浓度的上升会降低居民采取降污适应行为的可能性。(6)居民的支付意愿需进一步提高,支付意愿受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愿意支付的人群接近四成,不足一半;不愿意的支付的人群多表现为,收入水平较低(38%),对政府工作的执行能力持怀疑态度(33%)。2018年居民平均愿意缴纳309元/户/年支持降污计划,较2014年增长显著。家庭年收入高、户外暴露时间短的居民支付意愿较强;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的付出意愿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