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从贫穷落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较高的资源丰裕度、极大的人口红利和产业链的完备程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取得了世界工厂的赞誉,实现了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性跨越。然而长时间对经济高增速的追求和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赖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在不断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也让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近年来集中出现。资源与环境现状的不断恶化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居民美好生活环境的重大问题。为此,我国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重视环境保护视为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环境生态的法律与行政措施,加大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投入,逐渐建立了健全的环境规制体系,有效治理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兼顾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成为了当前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大发展目标。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就是将原有的高强度投入能源、劳动、资本等实物生产要素的粗放发展模式转为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和节约要素投入的集约式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就是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发挥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同时,推动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当前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为了努力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理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环境治理态度和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目标,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这一核心问题,经过对相关理论和文献的阐述和梳理基础上,从多个视角,结合不同经济主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多角度分析了我国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经济与环境保护政策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对绿色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与技术进步偏向理论、外部性理论、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环境规制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的阐述,对我国环境规制体系发展过程和现状的介绍,以及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梳理,结合研究主体现实经济运行情况中存在的技术进步偏向、经济压力、地区竞争等角度,运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手段,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如下:第一,鉴于我国作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从制造业角度,选择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研究环境规制对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将环境规制的二次项引入模型,验证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否符合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进一步地,尝试从技术进步偏向角度探究环境规制能否推动技术进步偏向的性质变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达到节能和减排的双重目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是其核心增长动力。规模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提升增长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要素投入组合与技术进步偏向,发现研究期内投入型技术进步偏向和产出型技术进步偏向水平大体呈上升态势,技术进步偏向要素的特征与当期经济结构发展有关。对产出型技术进步偏向来讲,其要素偏向特征为污染产出偏向,但呈逐年放缓态势。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倒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这也表明,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当前环境规制水平均处于U型的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投入型技术进步偏向水平和降低产出型技术进步偏向水平,但由于研究期内多数时间产出型技术进步均偏向于产出CO2,因此,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助于节约要素投入,减少非期望污染产出,从而达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双赢”目标。第二,鉴于我国存在规模较大的碳排放量和2030年“碳达峰”的减排目标,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角度,选择双重差分法对我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并结合城市经济压力现状,探究城市面对经济压力能否执行经济绿色转型目标。研究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提升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影响机理为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是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具体地,直辖市、省会城市、大型城市的低碳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提高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普通城市无显著性影响,资源型城市的政策实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影响机理角度,直辖市、省会城市的低碳政策不仅可以显著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还能提升其技术效率。但普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低碳政策则会对其绿色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从经济压力视角分析,不同属性的城市面对低碳政策的反应不同,即直辖市、省会城市面对低碳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经济下行压力,能够坚持绿色经济转型,有效贯彻政策的实施,经济压力对绿色全要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大型城市的经济压力无显著性影响,而普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面对经济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三,面对各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的“重立法、轻执法、忽视监督”的问题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处罚不到位,出现“政企合谋”的情况。本文从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带有”运动式”治理属性的创新性环境规制角度,运用断点回归分析模型,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进行分析,以期探究能否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其作用效果是否具有长期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影响机制是通过显著提升技术进步带来的,但由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过程中对涉污企业的惩处、生产企业的排污整改和推动环保技术应用以及环保督察组对地方政府的督导行为,对绿色技术效率有负向作用。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技术进步影响效应是通过显著提升规模技术进步带来的,尽管该制度对偏向性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该制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通过短期内规模技术提升产生的,而对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和期望产出以及污染产出的比例并未产生显著性影响,说明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而是对污染排放行为的管制,其影响效应很可能为短期行为。第四,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导致我国各地方政府为实现各地经济增长而出现严重的竞争行为,地方政府的环境竞争策略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从地方政府环境竞争角度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结合正式型与非正式型环境规制的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我国各省份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进行探究。结果显示:我国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现象,结合莫兰散点图和中国省级分布图显示,早期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其集聚状态较为分散,发展水平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观测期末期,形成了以东南沿海、京津冀和山东地区为典型“高-高”集聚且发展水平较高的空间现状。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中均能显著提高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他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可以有效提高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说明环境规制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代表公众环保监督和参与意愿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经济距离矩阵下效果更为显著,说明公众对环保事件的参与意愿更倾向于向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分析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中均为“你强我强”式的逐顶竞争行为,其他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带动本地区环境规制提升,说明当前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已逐渐脱离经济增长转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竞争模式,有利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总体目标。探究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分析现阶段我国治理环境污染与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我国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综合本文结论,本文认为随着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重视,当前我国环境规制体系已经较为健全,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环境规制对各层级主体均起到了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重视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技术迈向清洁化是我国提升绿色全进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