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国际形势背景下,资本活动早已打破了要素流动的国别边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活跃在世界舞台。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积极奉行“走出去”战略,2013年在合作共赢理念的引领下,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倡议,力图共商、共享、共建。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占中国对外直接总投资的比例较小,投资行业也大多集中在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行业,制度距离是导致这一投资现状的重要原因。但根据前人的研究来看,制度距离并不一定会负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还要综合考察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的相对优劣及母国的投资动机。因此,本文通过利用“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2006——2016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考虑到大部分研究使用不同维度的制度数据带来的遗漏,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GI）,包括政治稳定性、腐败程度、民主权利、政府效率、法治程度及监管质量衡量正式制度;使用霍夫斯泰德的四维度文化得分衡量非正式制度,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采用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制度距离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不同投资动机对制度距离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制度距离显著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不管是从正式制度距离来看,还是从非正式制度距离来看,制度距离对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削弱作用;其二,进一步地考察制度距离的方向,发现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劣于母国,即制度距离方向为正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越多,表现出制度偏好特征;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优于母国,即制度距离方向为负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越少,表现出制度接近特征。将研究样本分为“一带”国家和“一路”国家,发现“一路”国家符合前者关系,“一带”国家符合后者关系;其三,由于投资动机对不同方向的制度距离存在“异质性偏好”,因而使基于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行为对制度距离的敏感度不一。本文将投资动机分为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经实证检验,发现: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劣于母国,即制度距离方向为正时,市场寻求型及战略资产寻求型对正向制度距离并不敏感,因此,正向制度距离并不会显著影响该投资动机下的投资行为选择,而自然资源寻求型表现出正向制度距离接近的特征,因此,出于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选择正向制度距离接近的沿线国家。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优于母国,即制度距离方向为负时,市场寻求型及战略资产寻求型表现出对负向制度距离的偏好,则出于这两种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倾向选择负向制度距离越大的沿线国家。自然资源寻求型表现出负向制度距离接近的特征,则该投资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选择负向制度距离接近的沿线国家。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要选择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接近的东道国,减少不必要的交易风险和成本;中国企业要结合自身的投资类型,具体分析此类投资对东道国制度距离的敏感度,谨慎“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