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种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与社会秩序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发生频率高、危害程度大、影响范围广，“风险社会”的特征越发明显。从2001年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到2003年凸显现代社会脆弱性的“非典”，从2004年造成30万人丧生的印度洋大海啸到2005年凸显美国种族主义的卡特丽娜飓风，从2008年初席卷中国南方的暴风雪到举世关注的“5.12”汶川大地震，一次次触目惊心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仅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还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而且应对此类重大突发事件，人类已有的知识已无法全面理解事件发生及演变的机理，无法把握事件发生变化的整体趋势，人类过去的应对经验不再适用，没有现成有效的行动模式。因此，重大突发事件的即兴决策将为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提供新的角度与思路。本文从对重大突发事件即兴决策进行分类以及模式归类入手，研究了不同决策层级在不同重大突发事件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对即兴决策的运用，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突发事件“情景—应对”的六种方案，对重大突发事件即兴决策提出了分类构想，并将“情景—应对”方案与即兴决策类型做了匹配分析，本部分还总结了重大突发事件即兴决策的不同模式。其次，在决策模式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领导者运用即兴决策的模式进行了归类。其中，通过对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战争中的决策运用分析，总结出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运用基于愿景驱动的决策模式和精英决策模式；在总结了第二代领导核心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做出的各种重大决策的基础上，认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主要运用基于愿景驱动的决策模式和探索性决策模式；最后以王家岭矿难、汶川地震为例，总结出我国现代领导者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主要以专家决策与启发式决策为主。然后，在对重大突发事件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在不同的重大突发事件、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决策层级等条件下运用即兴决策的类型选择，并对应用的频率和重要程度也做了分析，本部分还以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为例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提出决策支持系统（DSS）对重大突发事件即兴决策的作用，并通过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运用即兴决策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具体对策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作者期望可以为未来正确快速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提供新的思路，达到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