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之时,巴勒斯坦问题就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至今,巴勒斯坦问题仍旧是各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中的重要议题,从近代起我国媒体就已经开始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近代中国同巴勒斯坦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同样面临着内部的矛盾冲突与外部的强权侵略。即使是在国内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我国媒体仍然坚持着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我国近代媒体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状况以及立场如何?带着这份好奇,笔者选择了《大公报》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从报道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呈现、议题的选择和社评等几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呈现上,《大公报》在报道数量、体裁、来源、标题、主题几个方面,突出了问题的严峻性,即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历经着动荡起伏,但是报道并未受到影响,及时地让国内受众了解到巴勒斯坦问题的近况。在议题选择上,《大公报》考虑到国际环境、巴勒斯坦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集中在了冲突议题和责任议题的报道上,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近乎全面的观察。在社评的讨论中,随着巴勒斯坦问题的演进变化,分析逐渐深入,展现了当时有着同样历史遭遇的中国社会的民族认同。并且在巴勒斯坦问题发展的不同时期,社评有着不同的讨论重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初步了解、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如何解决、对强权政治和联合国的批判。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大公报》真实客观地记录了近代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化过程,是近代巴勒斯坦问题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大公报》不仅展现着专业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声音。虽然有一定比例的消息报道来源于国外媒体,但《大公报》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选择和把关,努力打破西方媒体霸权,坚持非东方主义的报道模式。在讨论分析中,展现着综观问题全局的客观眼光和站在弱者角度的超凡同理心。虽然存在缺乏人文主义关怀这一点不足,但总体来说,对《大公报》巴勒斯坦问题报道的研究,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新闻学角度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