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成立后，建设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道路自然成为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实践目标。根据其参与政治的实践及所学相关理论，参照西方先进民主国的政制经验，并依据中国国情，他们提出了种种构想。其构思的具体内容随着西方国家政制和国内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更动。这种思想与时代互为因果的关系，加上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情况，使国是纷扰不定，最终导致了西方代议制移植的失败。通过潘力山的代议制思想与民初实际政制运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代议制在近代中国的困境，以及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和近代中国的走向之间的微妙关系。 文章首先探讨潘力山在政体、国家结构选择上的回旋和反复，认为知识分子在移植代议制的具体倾向上深刻地受着政治现实的影响，而知识分子在政制设计上的反复影响了政治当局对具体政治制度的采择，从而又加剧了政治现实的混乱。第二部分通过潘力山在不同职业选择中的矛盾，分析民初知识分子在混乱政治中对自身定位的困惑。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与匡救民族的愿望互相斗争，使民初知识分子对政治始终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通过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和潘力山四个不同知识分子的选择，来透视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与近代中国的出路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家时势发生着大变动，对代议制试验倍感沮丧的知识分子作出了不同的个体选择。其选择既受着变动时势的影响，也是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特征自然发展的结果。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所造成的力量对比，实现了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权势转移”，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近代中国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