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33条迎合了世界监护模式的发展潮流,在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之基础上将意定监护制度主体范围从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扩大为成年人,增加了意定监护制度的受益主体,体现了我国民法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但由于该制度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具体内容缺乏相应配套措施,很多规定只是在原有法定监护架构上的僵硬植入,可操作性不强。首先是意定监护协议的设立,目前法律仅要求书面形式,虽然上海已对该制度的公证进行实践探索,但尚需法律统一规定。其次,意定监护制度以行为能力作为判断标准过于片面,忽略了老年群体的复杂性,司法实践中该制度利用率不高。无论是意定监护或是法定监护,《民法总则》并没有专门规定监护监督的具体内容,只是想通过监护撤销制度起到监督作用,但撤销权行使主体过多,没有具体的选任规则,这极易导致各个主体互相推诿,发生纠纷时存在举证困难,老年人权益无法保障等弊端。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对意定监护制度的具体内容进一步完善,实现该制度真正价值。本文第一、二部分对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探讨,主要分析其概念及特征、与民法其它制度的区别以及价值基础。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我国意定监护的现状,归纳出其存在的问题。包括:第一、监护主体范围过窄、监护人适格条件模糊;第二、意定监护内容如成立生效要件、双方权利义务等不明确;第三、缺乏配套的监护监督机制,容易导致监护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侵权行为频繁发生等问题;第四部分针对以上问题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域外几个代表性制度,如英美持续性代理制·度、德国照管制度、日本任意监护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完善措施,如明确监护人的资格选择、将登记作为合同成立的有效条件、合同生效的具体条件、设立监督制度等,希望通过对该制度的完善能够更好的保障老年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