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份标称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杂志，于1915年创刊直至1932年1月停刊，发行时间长达17年。在近代中国，无论发行时间、发行区域、发行量，或是读者群规模及社会影响，《妇女杂志》都可谓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妇女杂志》也被视为研究民国时代女性史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它的创办与发展历程跨越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其内容的变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与社会革命变迁的断代图景，为后来者研究当时的妇女运动提供了一个参照的范本。《妇女杂志》历任王蕴章、胡彬夏、章锡琛、杜就田、叶圣陶和杨润馀等主编的多个时期，但是以往的研究对章锡琛时期的《妇女杂志》投注了更多地关注，并常以此作为近代中国妇女叙事的时代标志。认为其在五四时期所展现的激进主义影响力的成长与扩散，构筑了新文化运动景观中最多彩的部分。相较之下，《妇女杂志》五四之外的时期都被看作是一份相对保守而又有连续性的期刊，虽然历经数位主编，但杂志主旨却始终保持了一种保守的面向，期间以杜就田主编时期尤甚。杜就田主编时期《妇女杂志》的具体内容以及与当时时代的联系被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对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以及杜就田本人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以往的研究者多承袭章锡琛对杜就田的评价，认为其主编风格“早已过时，应该淘汰”，即杜就田时期是《妇女杂志》更趋保守的开端。再者，以往研究的参照系多是以今天作为比较的基点，而忽略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以及杂志本身所具有进步意义，从而使研究结论往往只具有片面观点，进而得出保守的论调。本研究在延续《妇女杂志》连续性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杜就田主编时期女性自主意识的形成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杂志形式以及女性婚恋与家庭、教育与知识、身体与医疗等三个面向内容的深入挖掘，试图说明，杜就田主编时期在《妇女杂志》发展史中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一方面改变了杂志以往男性中心的激进革命论调；另一方面，正是在杜就田主编时期，女性开始从自身出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参与式的反思，也正是这种女性对自己家庭及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其自主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