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新增设的刑法规范,在共同犯罪领域中,学者普遍将其所规制之行为者认定为帮助犯。但是,这一认识却可能导致了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的解释存在逻辑悖论和规范虚置的理论困境:逻辑悖论系指对同一行为进行了二次相反的定性,而规范虚置则指想象竞合犯的规范无适用之意义。绝对帮助犯的理论定位系基于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整体定性和正共犯区分基准的适用,其导致的理论困境意味着有必要重新检视目前学界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和正共犯区分基准的认识。以如何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进行准确的定性为核心问题,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制之行为的界分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经世致用,中国刑法实务多以主犯、从犯进行司法认定,理论上对正犯、共犯之讨论有何实益却是论证展开之前提,有必要以共犯体系的关系模型为基础明确正犯研究的意义何在。从目前学界认识来看,对于共犯体系的关系模型问题上存在交叉型关系模型和重合型关系模型两类认识。细究其理论基础,实际上各有缺陷。在此意义上,基于二元犯罪参与体系之立场,在重合型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沿循递进式关系模型的建构思路,应当在不法层面适用正犯体系区分正犯与共犯,承认在不法层面正犯与主犯、共犯与从犯的相同内涵;在责任层面适用主犯体系,在共同正犯中根据作用大小进一步区分主犯与从犯。交叉型关系模型的主张者多将形式客观说作为正共犯的区分基准,递进式关系模型的建构意味着立场的选择,已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在正共犯区分基准的问题上摒弃形式客观说。基于递进式关系模型的建构,进而对绝对帮助犯定位的理论困境进行深入的论述与研究,引出对其认识根据的解释并予以探讨。绝对帮助犯的定位之缘由在于将网络视为犯罪工具、犯罪空间,而提供犯罪工具、犯罪场所被一般定义为帮助犯之行为。这种形式化的帮助犯概念认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与形式客观说并无不同。因此,在正共犯区分基准的问题上,探讨了犯罪事实支配和义务犯理论、重要作用说和因果过程支配理论、结果原因支配理论等诸多区分理论的合理性,作为存在论,得出了结果原因支配理论的选择是妥当的结论。在作为犯与不作为犯之间,采以一元论的行为支配说,将对结果原因的支配视为正犯成立之条件,从而能区分正犯与共犯。在此,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基于对结果原因的支配亦可以成立正犯。学者普遍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等同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但否定其绝对帮助犯的定位反映了二者并非等同而是从属关系,后者仅是前者的下属概念。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正犯体系中被评价为共同正犯系更为妥适的结论,其本身系共同正犯的特殊量刑规则,从而解释何以其在共同犯罪领域内适用想象竞合之规则,并存在作为共同正犯量刑高于正犯之情形。相较于传统认知,递进式关系模型的优势在于其量刑的明晰化和过程的条理化。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在正犯体系中的定性或许对主犯体系的认识并无影响,但在递进式关系模型中因其属于帮助犯抑或共同正犯而处于不同的量刑幅度之内,从而肯定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