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包含了资本主义文明冲击，又是现代性在世界范围的分裂的表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追求中的乌托邦情结。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消除现代性成长中的社会分裂，进而赋予传统理想现代精神，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制度选择的根据。现代性追求与乌托邦精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张力。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现代化，也就是说，它是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形成的，而不是自身现代性成长中的追求。这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现代性分裂，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已经暴露在了中国人面前。他们已经不能像当年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理性王国”，而是必须正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这时，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康有为的世界大同理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体现了现代化追求与社会主义选择统一的意向。毛泽东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工商业发展与农村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重要内容的革命道路；把自由民主理念与传统文化变革相联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把精英价值追求与民众觉醒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思想；把人民民主与权力集中联系起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新的道路。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有过乌托邦思想，但如果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这种乌托邦则具有以道德理想抑制现代性分裂的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不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探索中发展的，现代性发展与乌托邦诉求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