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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投资和出口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投资和出口都是手段，消费和福利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消费和福利增加了，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居民的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等原因，中国家庭的人口和年龄构成等特征也在不断变化中，影响着中国家庭户的消费模式。因此，研究中国家庭户的消费模式以及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对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需求系统是用来研究消费需求的结构化模型，该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别消费与其价格和总支出的关系，能够全面系统地分析消费情况。本研究在估计经典需求系统的基础上，从家庭微观结构和不同家庭之间的相关结构两个维度进行了拓展。
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和贡献体现在:1.不同于现有的大部分中文文献，文章采用结构化模型进行分析。经典模型部分采用中国数据对消费系统进行了估计，计算出不同商品类别的价格弹性，结果能为已有文献提供中国经验的比较。2.在家庭微观角度的拓展方面，本文参照近年来文献中出现的集合模型(Collective Model)，并根据中国数据的实际简化了模型结构和修改了假设条件，来对家庭内部成员消费所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进行估计，从而得到每个成员的资源占比，该资源占比允许我们对家庭内部的个体进行研究，比如男女之间的议价能力，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消费模式的区别等等。3.在家庭之间关系的扩展方面，本文结合目前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前沿的社会网络模型，将同群效应(Peer Effect)引入家庭消费模型。该模型考虑到人际交往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将家庭分配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采用网络内其他人的平均消费作为关键变量，将其引入需求系统的总消费函数中，最终量化组内其他人平均消费对自身消费的影响。借助面板模型的方法，本文对每个分组的异质性采取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处理方法，并对数据采用了组内配对的方法，让每个组内的观测值都能有一个与之组内配对的观测值，以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消除每个分组的异质性。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
第四章首先采用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和二次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2，2014共3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总支出分为食品、生活用品、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居住和其他共8大类，得出对应的总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以此分析居民的消费情况、产业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研究发现:8类消费的总支出弹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其他＞教育文娱＞医疗保健＞居住＞交通通信＞食品＞衣着＞生活用品，总支出弹性越大，当收入增加时，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也会增加的越多，即奢侈品性越大。教育文娱的总支出弹性在1.3以上，表明当前居民对教育文娱的需求特别高，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教育文娱行业的市场会迅速壮大;医疗保健、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总支出弹性维持在1左右，说明居民对这三类消费的需求很稳定;食品、衣着和生活用品的总支出弹性低于1，属于必需品，这三类消费属于满足生存的基本支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必需品在消费中的比重会逐渐降低。8类消费的价格弹性除教育文娱和交通通信外均小于0，绝对值从小到大分别为:其他＜居住＜生活用品＜衣着＜食品＜医疗保健，价格弹性的绝对值越大，代表居民对该类消费的价格越敏感。居民对对居住、生活用品、衣着和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敏感性较低，当这些必需品价格上涨会挤占家庭其他消费，损害福利水平。
第五章通过基于改进需求系统模型的集合模型(Dunbar等，2013)，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1年数据进行估计，得出成年男性、女性和孩子的资源占比和并验证不同人口特征对资源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孩子消费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占总支出的比例为24％，约占家庭资源的四分之一，在二孩家庭中占38％。此外，在控制其他条件下，总体上女性的资源占有率比男性高15个百分点，说明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已经全面超越男性，但农村中男性的资源比城镇高约6.7个百分点，说明农村中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仍较高。总体上，由于贫困家庭总消费低且主要消费的都是必需品，而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消费更多，但孩子的奢侈品消费很少，所以会导致贫困家庭孩子的资源占比更高，但本文发现农村家庭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比在城镇孩子少很多，说明农村儿童的生存环境比城镇儿童差。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的消费也水涨船高，逐渐挤占了父母的消费，且主要挤占了父亲的资源。我们还发现，年龄越小，男女年龄差距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高。此外，母亲会为儿子牺牲更多自己的资源，而父亲则会为女儿贡献更多的资源。
第六章从全新的视角阐述了个体所在的社会网络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讨论同群效应在消费中的作用机制，包含其对效用水平和必需消费的影响。文章采用引入同群效应的需求系统模型，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其他人消费增加会损害我们自身效用，降低幸福感，并且收入越低受到的边际影响越大，因此贫富差距的增大会通过同群效应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效用，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降低;其次，自己组内其他人的平均消费每上升100元，自己的必需消费就会因此增加38元，意味着我们的必需消费中有38％是为了追上身边其他人的消费，当全民收入普遍上升时，会有约38％的收入因为同群效应变成必需支出，导致增收的效果降低，相反，当全民收入普遍下降时，居民也会因此减少相应的必需支出。
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结合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新形势，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当增加科教文娱类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并规范市场。其次，应当遏制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并在房价过高的城市增加如公租房、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降低孩子抚养成本，关注农村贫困儿童。再次，审慎评估增收、扶贫和减税等政策的效果，防止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实施精准扶贫。最后，继续完善基础公共设施，加快推进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的民生工程。
需求系统是用来研究消费需求的结构化模型，该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别消费与其价格和总支出的关系，能够全面系统地分析消费情况。本研究在估计经典需求系统的基础上，从家庭微观结构和不同家庭之间的相关结构两个维度进行了拓展。
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和贡献体现在:1.不同于现有的大部分中文文献，文章采用结构化模型进行分析。经典模型部分采用中国数据对消费系统进行了估计，计算出不同商品类别的价格弹性，结果能为已有文献提供中国经验的比较。2.在家庭微观角度的拓展方面，本文参照近年来文献中出现的集合模型(Collective Model)，并根据中国数据的实际简化了模型结构和修改了假设条件，来对家庭内部成员消费所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进行估计，从而得到每个成员的资源占比，该资源占比允许我们对家庭内部的个体进行研究，比如男女之间的议价能力，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消费模式的区别等等。3.在家庭之间关系的扩展方面，本文结合目前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前沿的社会网络模型，将同群效应(Peer Effect)引入家庭消费模型。该模型考虑到人际交往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将家庭分配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采用网络内其他人的平均消费作为关键变量，将其引入需求系统的总消费函数中，最终量化组内其他人平均消费对自身消费的影响。借助面板模型的方法，本文对每个分组的异质性采取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处理方法，并对数据采用了组内配对的方法，让每个组内的观测值都能有一个与之组内配对的观测值，以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消除每个分组的异质性。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
第四章首先采用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和二次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2，2014共3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总支出分为食品、生活用品、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居住和其他共8大类，得出对应的总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以此分析居民的消费情况、产业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研究发现:8类消费的总支出弹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其他＞教育文娱＞医疗保健＞居住＞交通通信＞食品＞衣着＞生活用品，总支出弹性越大，当收入增加时，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也会增加的越多，即奢侈品性越大。教育文娱的总支出弹性在1.3以上，表明当前居民对教育文娱的需求特别高，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教育文娱行业的市场会迅速壮大;医疗保健、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总支出弹性维持在1左右，说明居民对这三类消费的需求很稳定;食品、衣着和生活用品的总支出弹性低于1，属于必需品，这三类消费属于满足生存的基本支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必需品在消费中的比重会逐渐降低。8类消费的价格弹性除教育文娱和交通通信外均小于0，绝对值从小到大分别为:其他＜居住＜生活用品＜衣着＜食品＜医疗保健，价格弹性的绝对值越大，代表居民对该类消费的价格越敏感。居民对对居住、生活用品、衣着和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敏感性较低，当这些必需品价格上涨会挤占家庭其他消费，损害福利水平。
第五章通过基于改进需求系统模型的集合模型(Dunbar等，2013)，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1年数据进行估计，得出成年男性、女性和孩子的资源占比和并验证不同人口特征对资源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孩子消费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占总支出的比例为24％，约占家庭资源的四分之一，在二孩家庭中占38％。此外，在控制其他条件下，总体上女性的资源占有率比男性高15个百分点，说明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已经全面超越男性，但农村中男性的资源比城镇高约6.7个百分点，说明农村中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仍较高。总体上，由于贫困家庭总消费低且主要消费的都是必需品，而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消费更多，但孩子的奢侈品消费很少，所以会导致贫困家庭孩子的资源占比更高，但本文发现农村家庭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比在城镇孩子少很多，说明农村儿童的生存环境比城镇儿童差。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的消费也水涨船高，逐渐挤占了父母的消费，且主要挤占了父亲的资源。我们还发现，年龄越小，男女年龄差距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高。此外，母亲会为儿子牺牲更多自己的资源，而父亲则会为女儿贡献更多的资源。
第六章从全新的视角阐述了个体所在的社会网络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讨论同群效应在消费中的作用机制，包含其对效用水平和必需消费的影响。文章采用引入同群效应的需求系统模型，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其他人消费增加会损害我们自身效用，降低幸福感，并且收入越低受到的边际影响越大，因此贫富差距的增大会通过同群效应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效用，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降低;其次，自己组内其他人的平均消费每上升100元，自己的必需消费就会因此增加38元，意味着我们的必需消费中有38％是为了追上身边其他人的消费，当全民收入普遍上升时，会有约38％的收入因为同群效应变成必需支出，导致增收的效果降低，相反，当全民收入普遍下降时，居民也会因此减少相应的必需支出。
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结合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新形势，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当增加科教文娱类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并规范市场。其次，应当遏制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并在房价过高的城市增加如公租房、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降低孩子抚养成本，关注农村贫困儿童。再次，审慎评估增收、扶贫和减税等政策的效果，防止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实施精准扶贫。最后，继续完善基础公共设施，加快推进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的民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