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自由贸易区(FTA，Free Trade Agreement)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已成为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形式。为适应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加大了同相关国家和地区商建FTA的工作力度，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无疑是近年来我国建立的自贸区中最为瞩目的。新加坡作为东盟最发达、对外经济合作最活跃的国家，是中国外资的重要来源国之一，对华投资常年保持在前五位，2008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实际投资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4.35亿美元，在同年度所有对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三。2008年10月23日，经过8轮艰苦而坦诚的磋商，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8月15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投资协议》签订，该协议的签订促进了东盟成员国新加坡对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将投资自由化的效应分为资本拉动型效应和技术拉动型效应，从二者不同的作用途径来模拟分析新加坡对华投资自由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国内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有何影响，为中国-新加坡深度一体化的顺利建成、运转以及如何正确引导外资的流入，并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提供借鉴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协议的签订、中国-新加坡投资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尽快恢复并保持快速、稳定发展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总体来看，新加坡对中国以及电子通讯工业投资的增加会促使我国GDP大幅提升，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福利、增加进出口都具有积极作用。行业层面上，电子通讯工业并不像之前业界担心的那样会遭受很大的冲击，相反投资自由化会促进该行业产出、国产品消费大幅增加，但对该行业就业会有一定冲击，这需要政府予以充分重视，采取相关措施，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政策来缓解投资自由化给我国电子通讯行业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投资自由化还促进了我国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抑制了纺织业、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的产出增长，积极推动了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