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新流派,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通过把翻译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之中,揭露翻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差异,从而来消解强势文化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在构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翻译活动通过不同的策略对所涉的文化差异要么予以保留,要么予以抹杀。译者在将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时,通常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弱化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对弱势文化进行霸权干预和统治。相反,异化的翻译则通过保留这种文化差异来抵抗强势文化的统治。但是对于归化、异化翻译效果的这种看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和质疑。　　 本文选取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作为案例,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研究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论语》,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辜鸿铭是二十世纪初期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在当时被西方人视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其《论语》译作的问世,打破了西方汉学家、传教士在“中学西传”领域的垄断,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时晚清政府及其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遭受了多重暴力。在此情况下,辜鸿铭决定英译《论语》,以期重新树立西方眼中的东方文化形象。但是他却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处处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本文将运用关注强弱势权力差异和权力斗争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把译本放回到其翻译活动的具体背景中,深入研究其归化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该译本在西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期望证明,在翻译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译文本身,还要考虑翻译活动的背景,译者的身份和立场,以及译本对目标语文化的影响等其他外部因素。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绝不是互相对立的。归化翻译并不一定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共谋。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弱势文化树立其正面形象,赢得强势文化广泛理解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