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展不仅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也催生了大批流迁人口，跨地域的流动迁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承载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的互动与碰撞。部分西部民族地区在工业建设蓝图下得以迅速崛起并实现跨越式发展，受国家调配而迁入的政策性移民与近年来自发进入的流迁人口共同构成当地的外来人口群体。加之民族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复杂民汉混居文化，来自不同地区文化载体的相遇，使得民族地区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研究富有挑战性，也颇具意义与价值。然而，结合对过往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流入西部地区的流迁人口的关注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且这类地区当前的研究仍旧局限于就文化适应谈文化适应，未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转型的大背景进行分析。基于此，本研究以文化生成理论为视角，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起迅速发展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为研究地点展开实地研究，运用威斯勒的文化内容划分法将文化适应降维至饮食习惯、节庆习俗与语言使用三个文化特质进行考察，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描述两类流迁人口进入当地之后的文化适应过程，据此归纳其文化适应的模式与外部作用机制。
　　本研究有以下发现:首先，就文化适应本身来说，在饮食习惯方面，两类流迁人口群体均经历了流入初期的适应不良阶段。相较之下，早期流迁人口更倾向于接受当地的各类饮食，而后期流迁人口虽然尝试主动学习并改良某些当地食物的烹饪做法，但并没有全盘接受，也保留了自身的部分饮食习惯。在节庆习俗方面，伊金霍洛旗当地特色的节日习俗大多因其吉祥祝福的象征意义或喜庆热闹的氛围而被流迁人口接受，而对于“圆锁”习俗，两类流迁人口群体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后期流迁人口以不能理解为由拒绝接受，而早期政策性移民却已将其纳入日常生活。同时，后期流迁人口仍保持着重阳节等节日的传统庆祝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岁时节庆活动。在语言使用方面，随流迁人口进入伊金霍洛旗的各类方言与当地本土方言的博弈大多以普通话的胜利为结局，人际沟通的内在需要与普通话的推广使得在外来人口混杂的地区，带有当地方言口音的普通话逐渐成为新的优势方言。
　　其次，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经历了两种转变，一种是对比早期与后期流迁人口，文化适应模式从大致全盘接受当地文化的“类同化”文化适应转变为既学习当地文化又保留自身文化的“互嵌式”文化适应;另一种是聚焦后期流迁人口群体，这一群体经历了完整的从被动文化适应向互嵌式文化适应的转变过程，其中，居留意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种转变最终以文化生成理论所主张的新的文化类型的形成为结果，如今的伊金霍洛旗，在饮食上趋于丰富，在习俗上趋于多样，在语言使用上趋于一致，一种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文化类型正在生成。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当地蒙古族的特色文化，渐渐嵌入到流迁人口的日常生活之中。
　　最后，本研究对文化适应模式转变背后的社会因素与机制进行探讨，认为从早期流迁人口到后期流迁人口，他们所经历的社会时期不同，从而在流迁背景、流迁动因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便蕴含着影响文化适应模式的因素。伊金霍洛旗的早期流迁人口许多都来自计划经济时期的煤矿单位，这类地区具有典型的“文化孤岛”特征，与既有成果不同，本研究认为文化孤岛的生活背景也存在使流迁人口更倾向于接受流入地文化的可能。而伊金霍洛旗在资源开发进程中快速提高的经济、教育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令更多后期流迁人口愿意在当地定居，这也成为流迁人口群体从被动接受文化差异，向主动学习地方文化并为当地嵌入自身文化的适应模式转变的关键原因。此外，社会网络因素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原住地群体的支持与人际交往的拓展切实影响着流迁人口在某些文化特质上的适应程度。由此，本研究以实地研究材料为基础，理清并建构起一套适用于伊金霍洛旗类民族地区的流迁人口文化适应的分析路径，为当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