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嵇康之四言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对其与其它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观照，挖掘其中所承载的文学与文化的记忆，考察何者成为了其所“复写”的对象，探讨其成文之范式之所在；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当时的文学与文化语境以及作者自身的文学、文化与价值取向，分析其对诗歌之句式和语汇的具体运用，说明其得以将四言诗“重写”成功、其新文本得以完成之所在。 文章认为：楚汉浪漫主义精神、“人的觉醒”、“任自然”之思想作为嵇康的主观方面为其诗歌定下了基本的走向；而其时之四言、抒情小赋、魏乐府等文学、文化语境的客观存在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其中，又以《诗经》以及张衡、三曹等人之部分诗文的范式作用尤为重要。正是以上众多因素的合力，使得嵇诗最终将“人言”与“己言”融于一炉，在赋予了四言这一古老的诗体以新的面貌和内涵的同时，也成为了继《诗经》以来的又一座四言诗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