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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经世致用之学盛行。学者型官员深入社会了解风俗民情,纷纷著书立说,因地制宜地提出并践行其理政思想。陈盛韶所著《问俗录》一书即是一例。陈氏素有经世济民之志,被时人视为“笃实”之士。他辗转于建阳、古田、仙游、诏安、邵军和鹿港(属台湾府)等县、厅担任地方长官,这为其践行经世思想奠定了基础。《问俗录》所载福建地方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在宗族管理、士人学风、社会风俗等方面存在着多种恶习。宗族组织中呈现出婚葬奢靡、嗣产乱宗、乡族械斗等痼疾;地方学风不振,失意士人多以讼师为业,以唆讼来谋利;米价昂贵、盗窃频发、聚赌淫戏、吸食鸦片等问题繁多,社会风气萎靡。福建省域内诸种社会问题混合交织,形成恶性循环,而各地区内部又因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形成封闭的循环系统。针对上述社会问题,陈盛韶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合理任用族正,兴建书院教化百姓,因地制宜鼓励发展农业,更化社会风俗,并将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治理措施结集于《问俗录》一书。陈盛韶所任官职多处于政府与乡族社会的交汇点上,在其施政过程中必然面临儒家思想与地方风俗、官府控制与乡族自治的双重矛盾。为此,陈盛韶采用衙署直接管理与以民治民的施政方略,意图使朝廷的影响力向乡族社会渗透。然而其治理措施虽在调和国家政策与地方现实的冲突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有限,这与其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有关。《问俗录》不仅勾勒出清朝中期福建地区百弊丛生的社会风貌,而且反映了清代知县在治理地方的实践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