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较为繁荣，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得到了发展，中医学在这一段时间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具有总结、提高的特点。在病因、病证及治法、方药等各个方面的认识都较为广泛而丰富，且有新的进展。是中医学发展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 中医学对于肝脏的生理、病理，具有系统的认识和完善的理论，对肝病的诊断和防治具有丰富的经验与良好的效果。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验的产生和积累，可以上溯春秋战国前后，下迨今朝，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谓历史悠久。 中医肝病是指由于肝脏功能异常而出现的疾病。《黄帝内经》对肝的生理、病理、解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预防医学思想等各个方面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它认为“肝者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指出：肝的主要功能是主疏泄和主藏血。肝开窍于目，主筋，其华在爪，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与胆相表里，相互影响。并认为“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行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在病理上“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是说五志致病。反过来，脏腑之病也会导致情志异常，“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同时该书对于黄疸、胁痛、臌胀、积聚等病的病名厘定和临床发病机理与特征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医防治肝病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则是将《内经》有关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确立了肝病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开创了肝病运用中医治疗的历史先河。其基本理法方药，至今仍广泛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而《神农草经》则从药性理论方面对肝病的防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时期，随着人们对肝病认识的不断深化，诊治肝病临床经验的逐步积累，使得肝病中医防治体系不断地得到充实发展。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当时的医家对肝病病因病机有了更进一步认识，诊断和治疗方法有了创新，尤其对单病的研究更加具体、深入。 隋唐时期，中医学在辨证方面，开始以脏腑为纲类列内科杂病，又以寒热虚实为目，叙述内科杂病的各型证状及治疗，与现代按系统分类相似，这在杂病由认识逐步走向归纳方面是一较大的进步。 隋唐时期，对单病的研究更加具体，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已经由单纯的经验积累发展到说理阶段，对中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隋唐时期，重视对疾病的个性研究，而这一现象正是隋唐时期临床医学发展的特点所在。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隋唐医家对各个疾病的认识，除根据《内经》的基本理论加以阐述外，还结合实践，突破前人固见，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论点。因而隋唐时期，对肝脏疾病的认识更加具体和深入，对病因的认识更加科学，辨证也更加精确。如将肝病分为肝中风、肝中寒、肝胀、肝疟、肝痹、肝积、肝水、肝咳等，分别对其诊断、治疗、预后等进行了详细地论述。然而这一开创性研究在经历了一个时期之后却未能深入下去，继隋唐之后，宋金元医学的发展又走上了偏重疾病共性而忽视疾病个性研究的道路上。 随着对肝病认识的深入，隋唐时期对肝病的治疗方法也更加丰富，除药物治疗外，针灸、导引、食疗、调气等方法被大量使用，同时也更加注重养生及保健预防，因而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 由上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医家对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入，辨证更加准确，治疗方法也更加丰富和完善，治疗效果也得到了提高，充分体现了隋唐医家对疾病研究的探索精神。正是由于隋唐医家这种探索精神，才成就了中医学在隋唐时期的辉煌。因此对隋唐时期的肝病理论和论治规律进行研究，挖掘其肝病诊治的思想和规律，继承和发展其肝病诊治中的医学精髓，对促进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完善现代肝病理论和临床治疗，提高临床疗效，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课题主要依据隋唐时期的一些重要医学典籍及医家著述，即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四部医籍，对隋唐时期肝病的辨证及论治规律进行研究。《诸病源候论》隋代的一部论述病因和证候学的专书，全书分67门，载列证候论1739论，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该书内容丰富，对许多疾病都有精辟的论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初唐时期的方书，共载方证8000余条，虽名为方书，实乃各科兼备，理法俱全的医学巨著。《外台秘要》是中唐时期的一部方书，其汇集了唐以前及中唐时期的数十种医书而成，共载方证6000余首。以上四部著作对肝病的论述，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隋唐时期肝病的证治规律。 对该四部医籍中有关肝脏的生理、病理、肝病的分类、肝病的证型、症状、治疗方法等进行总结，通过归纳分析，探讨隋唐时期的肝病理论，总结出隋唐时期的肝病辨证论治特点和规律，继承和发展其肝病诊治中的医学精髓，可以为现代肝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提供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完善现代肝病的治疗，意义重大。 通过研究发现，隋唐时期肝病的辩证与论治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肝病的证候分型较为详细，对肝病的分类更加细致，因而对肝病的认识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对肝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提高，在病因、病证及治法、方药等各个方面的认识都更为深入和丰富，并且有新的进展。然而从现代角度看，隋朝时期中医学，尚未能对病、证、症的概念作出严格区分，如《诸病源候论》所列各“候”，有指“病”者，有指“证”者，也有指“症”者。二是更加注重对疾病个性化的研究，即注重对各种具体的肝病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对该病诊治的规律，总结对该病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然而这一开创性研究在经历了一个时期之后却未能深入下去，继隋唐之后的宋金元医学的发展又走上了偏重疾病共性而忽视疾病个性研究的道路上。究其原因，除了当时医学本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之外，中国传统思想中重整体轻个体，重视社会功能而忽视个性发挥，重共性轻个性，重综合轻分析的倾向，在宋元之后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只注重概括，注重简化，注重执简驭繁，结果却限制束缚了个体的独立发展，也阻碍了对疾病个性研究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传统中医学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