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据日本外交档案,以1969到1972年间中日关系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剖析佐藤荣作和田中角荣两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揭示这两届政府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论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二战使日本沦为战败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经济受到强烈打击。为了恢复国力,重返国际舞台,日本的对外政策以追随美国为中心,成为冷战西方阵营中的一员。战后,日本在政治上遵照美国的意图,与别国建立外交关系;经济上依靠美国的援助,试图发展成经济强国。在搭便车的过程中,日本在与美国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各届政府的对华态度时而强硬,时而缓和,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日本对华采取“政经分离”政策,即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视台湾当局为“中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在长时间内只保持民间层面的经济、文化等形式的交流和来往。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出于共同对抗苏联的目的,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好转迹象,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但1970年日本佐藤荣作内阁试图两次与中国政府接触,均以失败告终。1971年“尼克松冲击”使日本感到震惊,加上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陆续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试图缓和中日关系。然而,由于佐藤坚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不肯放弃《日华和平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任务留给了田中角荣内阁。1972年,在中日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和民众的强烈呼声下,两国首脑经过会谈,就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日间的一切问题基本达成一致,于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两国结束了战后27年的不正常状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进行考察。从日本外交当局的角度出发,分析日本眼中的世界形势、日美关系、日台关系、中国的对日态度等内容,进而剖析日本政府转变对华政策的因素。日本改善对华政策,是世界形势的变迁、美国的影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日本领导人的认识、中日民间交流、现实主义理论指导这六方面因素的产物。